南阳汉文化在当时诸郡国居于领先地位，显示出明显的先进性、丰富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想文化活跃

　　南阳交通便利，四方文化荟萃，诸家思想云集。西汉南阳产生了不少法学之士，精通法学思想，著名的有直不疑、杜周、杜延年、张释之、宁成等人，多任职廷尉、御史大夫等司法之官，以尚严刑峻法闻名于世。杜周还著有《杜周律章句》一书行世。到两汉之际，南阳出现了一批精通儒学之士，刘秀官僚集团中，刘、刘秀、刘嘉、刘隆、邓禹、朱、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游学京师，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刘秀爱好经术，重视儒学，搜访儒雅，白天日理万机，“夜讲经听诵”，治国以 “柔道”，即用儒家思想治国，他是中国古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皇帝。贾复自幼崇尚圣贤典籍，“少好学，习尚书”，带头弃武修文“剽甲兵，郭儒学”(《后汉书》卷17《贾复传》。）。邓禹13岁即能背诵《诗经》，精通儒典，令13子各守一艺。南阳人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并且著书立说。著名的有：刘睦广结名儒，撰《春秋旨意终始论》；洼丹世传孟氏易，作《易通论》；谢该精通《左氏春秋》，撰《谢氏释》（《左氏释》）；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撰《易章句》、《石壁文》3卷；张衡通《五经》、贯《六艺》，撰《周官训诂》；延笃少在颍川唐溪典门下受《左氏传》，“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后汉书》卷64《延笃传》。)，撰《春秋左氏传》注；樊跟随侍中丁恭学习《公羊严氏春秋》，撰《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刘珍和刘等人“校定东观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卷80上《刘珍传》。)；宋均喜爱经书，精通《诗》、《礼》，撰《孝经皇义》。宋忠撰《周易注》10卷，刘辅撰《沛王五经通论》，刘苍著《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等著作，还有张衡著《南阳文学儒林赞》，都反映出南阳儒学的兴盛，其特点是学习《易经》和《左传》的士人居多，也反映出了汉代习《易》之风。由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是把方士之学杂糅起来的，故儒学本身也多兼方术之学。南阳方士文化也比较
发达，有些还是门徒众多的著名经师，或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方士文化依附于儒学，特别
依附于《易经》的方术，如《易占》等，这也是汉代易学发达的原因，一般士人都要精通“
术数”之学，即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南阳著名的政治家张衡、左雄、樊准、朱穆等人指陈朝政得失时都是依据阴阳符瑞灾变理论，把天与人联系起来，说明他们都精通阴阳占卜等术数之学，所以才能据天象推测社会人事吉凶。据《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张衡即以善“术学 ”被安帝征拜为郎的，他“善机巧，尤至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是东汉中世“阴阳之宗”。张衡对术数之学有精深的研究，曾撰有《太玄经注》、《玄图》等著作。南阳出土的汉画中有大量的天文画像就反映出南阳这种阴阳占卜、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等术学思想的盛行。

　　南阳汉代谶纬之学也广为流传，谶纬之学是以预言与应验为特征并依附于经学的神学混合体。光武帝刘秀笃信图谶，以图谶起兵，以图谶称帝，以图谶用人。南阳富商李守、李通父子也喜图谶，李守常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李通对此念念不忘，后竭力辅佐刘秀统一天下(《后汉书》卷15《李通传》。)。南阳人蔡少云“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南阳人邓晨很迷信这一谶言，也忠心追随光武帝刘秀左右。新莽末年，刘龚在南阳阴县起兵，友人苏竟给他信中劝道： “君处阴中，士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侧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这段话也典型地反映出南阳阴县多士人、善图谶的状况。东汉诸帝也重视图谶神学。据《后汉书》所载谶纬家58例，而南阳占6人。最著名的当数安帝顺帝时期的樊英，他精
通《京氏易》，善河洛七纬，“以图谶教授”，“受业者四方而至”，顺帝曾待以师傅之礼（《后汉书》卷15《邓晨传》。)。并且儒学谶纬化，用谶纬解释儒家经典，制订礼仪制度，樊定郊祀礼，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卷32《樊传》。)。治经明谶代表了东汉的学术文化水平，著名经学大师贾逵、马融、郑玄等也引谶纬注经典。南阳学者也颇多谶纬之书的著述，宋衷著有《太玄经注》9卷、《法言注》13卷、《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宋均撰有《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易纬传》、《书纬注》、《礼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论语谶注》等。南阳黄老道家神仙学说也大量传播，从散见记载来看东汉黄老学者，以任隗、樊瑞、樊融为代表，皆好黄老之言，清静寡欲。东汉末年太平道教也在南阳广为传播，南阳黄巾军势力很大，曾攻进南阳郡治宛。南阳人张津为安州刺史，常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终被南夷所杀。南阳人阴长生还著有《金丹诀注》1卷、《修真君五精论》、《修湟经》 1卷、《注全碧五相类参同契》3卷、《阴长生书》9篇，都是讲道教炼丹成仙之术。南阳出土的大量仙人乘鹿、鹿车画像、虎车画像、龙画像、羽人画像、飞廉画像，各种异兽组成的升仙画像，都反映出神仙道教思想的盛行情况。同时，南阳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谶纬迷信的有识之士，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尹敏和张衡。他们认为谶纬虚枉，非圣人之作，是“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而为，要求一禁绝之。尽管他们是用星占灾异说反对谶纬迷信的，但这种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 艺术文化灿烂

　　汉代南阳艺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技艺精湛。首先是舞乐百戏丰富多彩。张衡《南都赋》载，南阳聚族蒸尝祭祀，宴请宾客之际，“弹琴（扌厌）龠，流风徘徊，清角发声，听者增哀”。南阳士人在三月上巳日纷纷到河边踏青游乐，举行歌舞聚会活动，“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弹筝吹笙，发出动听的新声。南阳画像石中有许多歌舞演奏场面，其中撞钟图、击铙图，十分生动，而弹琴、抚琴、击鼓更是栩栩如生，并有管弦打击乐器伴奏的乐队，所见有瑟、竽、排箫、埙、拍、铙、钲、钟、磬、建鼓、等多种乐器，令人仿佛听到了《寡妇曲》的悲吟，鸡曲》的哀鸣，听到柔丽多变的“新声”。画像中的“七盘舞”、“建鼓舞”、“独舞”、“双人舞”、“巫舞”、“长袖舞”，舞者个个细腰长袖，翩跹起舞，体现和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舞姿，状如白鹤，形同流云，使人应接不暇。画像中乐舞场面的恢宏盛大与张衡在《南都赋》中的汪洋恣肆的吟颂，相互辉映，令人如入其境，如闻其声，使人们仿佛回到了音乐文化异彩纷呈的汉代。汉画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杂技表演，诸如飞剑、跳丸、倒立、冲狭、弄壶、戏车等，技艺高超，令人赞叹不绝。特别是戏车，再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绝妙非凡的车上履索杂技表演，堪称杂技之精粹。其次在雕塑艺术上，南阳出土的汉代陶狗，形体适中，比例匀称，写实性强，造型逼真，形象生动，准确地塑造出狗的各种形态，惟妙惟肖，收到了以形传神、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南阳出土的汉代石雕有天禄、辟邪、虎头、獬豸、卧羊、龙虎座等，造型奇特美观，其奔放苍劲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南阳汉代石雕艺术的水平。最能反映南阳汉代艺术水平的是画像石和画像砖，全国出土近6000块，而南阳竟占1/3。其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对各种形态刻画注重整体效果，不注意细部加工，粗中见巧，以动势求胜，朴素而不单调，豪放而不疏散，正如鲁迅所说“气魄深沉雄大”，主题表达明确，内容丰富多彩，大致分为生产、生活、历史故事、远古神话、吉礼祥瑞、天文星象、装饰图案等七大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阳汉代的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被称为“东方艺术宝库”之一。再次，南阳汉代书法艺术也有不少传世之作，现存的石刻宗资墓石兽膊题字“天禄辟邪”是正规的小篆，隶书有《越圉令碑》、《李孟初残碑》、《赵（艹到）碑》、《淮源庙碑》、《张景碑》、《许阿瞿墓志》，还有画像石（砖）上的散字等很有名。光武帝刘秀、章帝刘及师宜官等都是著名的书法家。最后，在建筑艺术上，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砖）中，刻有汉代的建筑。从住宅建筑上看有单檐四阿式、重檐四阿式、高层建筑、干阑式、平民住宅等。桥梁建筑有拱桥、弧形梁式桥等。还有园林建筑和乐舞厅堂、养动物的圈舍等。反映了私人住宅和园林建筑的壮观豪华、幽静怡人及桥梁的坚实优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阳汉代的建筑艺术水平。

　　 三、 科技文化发达

　　 南阳是汉代科技之乡。张衡是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撰有《灵宪》和《算罔论》等天文与数学论著，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日食的原因，发明并制造了世界最早的水力转动浑天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的地动仪、比欧洲早1000多年的候风仪。他观测到的星数，较亮的有2500颗，常明星有124颗，有名字的有320颗，这与现代天文学家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用肉眼观察到的数目基本相同。由于张衡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被称为“科学之父”，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宋均在天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著有《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两部纬书，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医圣”张仲景精研《内经》，撰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历代医学界奉为经典著作，被后人尊为“万代医宗”。南阳的钢铁冶铸技术先进。南阳太守杜诗制作“水排”鼓风机，冶炼钢铁，提高了冶炼技术，欧洲在1100年后才开始应用这种技术。南阳市北郊瓦房庄冶铁遗址，是汉代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通过出土的铁器分析，其中一件铁（钅矍）和两件东汉铁凿属铸铁脱碳钢、球墨铸铁，说明汉代南阳人已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在长安建筑遗址中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南阳工官”铭铜弩机。

　　 四、 文学繁荣

　　 南阳文化教育发达，产生了一批文学家，留下不少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人物是张衡和朱穆等人。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尤为著名，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他的《二京赋》是汉赋的长篇极轨，抒情小赋为辞赋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归田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扛鼎之作，在语言上开汉赋骈俪的风气。他的《同声歌》、《四愁诗》是五言、七言诗创始时期的重要作品。朱穆著有《崇厚论》、《绝交论》、《郁金赋》、《与刘伯宗绝交诗》等诗文近20篇。两汉南阳散文创作有延笃《贻刘书》、《与李文德书》、《仁孝论》，刘毅《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上书请著太后注记》，刘苍《光武帝受命中兴颂》、《建武以来章奏》，刘珍《东观汉记》，刘《玄根赋》、《与窦季玮书》、《与李子坚书》、《上书谏铸钱事》，左雄《上疏陈事》，张敞《奏记王畅》，刘复《汉德颂》，宗意《谏留诸王不遣就国疏》，张衡《大疫上疏》、《陈政事疏》、《驳图谶疏》、《论贡举疏》、《论举孝廉疏》等。张衡、延笃、刘珍、刘、刘苍等7人还有文集流传于世。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反映，体现了南阳士人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

　　 五、 民风淳朴

　　南阳汉代社会民风朴实无华，讲究名节，积极进取。张衡《南都赋》描述南阳人说：“且其君子，弘懿明（睿又），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与时抑扬。” 说明南阳人品德高尚，为世人之楷模。这样的例子很多：邓晨率宾客与汉军会于棘阳，小长安战斗失败，妻及三女皆遇害，新野县令烧其房舍，但终无悔恨之色，仍追随刘秀征战不已。贾复、邓禹等人带头弃武修文，开一代重儒之风。李通首劝刘秀起兵反莽，发动武装起义未果，其兄弟门宗64人被杀，但仍忠心不已，终于助成帝业。岑彭坚守宛城，汉军攻数月不下，粮尽而降，刘伯升以他“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为表彰其讲义守节，封为归德侯，最终在平定蜀地公孙述政权中，为国捐躯。刘少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有复社稷之志，组织刘秀、邓晨、李通等人起兵，合力攻占宛城。樊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安帝特征到京师欲任以要职，他拒不接受，连安帝对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尊以师傅之礼，不敢夺其志节，听其还归南阳，表现了南阳士人刚直不阿的独立人
格精神。张衡一生积极进取，勤劳多获，但从不阿谀奉迎，苟且偷生，而且忧国忧民，直言不讳，品性高洁。他在《应间》中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严可均：《全后汉文》卷53、45。)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称赞他：“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严可均：《全后汉文》卷53、45。)像这些讲信有节、守死善道、忠孝仁义之士，在南阳人中是不胜枚举的。南阳汉画中刻有“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聂政自屠”、“程婴杵臼”、“狗咬赵盾”、“范雎受袍”等历史故事，也反映出南阳人崇尚名节，赴仁蹈义的社会风尚。

　　 六、 政治文化发达

　　 汉代南阳人才辈出，他们忧国忧民，孜孜为政，在政治上卓有建树。西汉时南阳人在政治上作用不明显，而到了两汉之际南阳人就崛起了，在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阳蔡阳刘氏起兵反莽，在南阳建立了更始政权，覆灭了王莽的新朝，王莽的
首级也是首先传到南阳的。刘秀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南阳人是主力军，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多为南阳人，如刘赐、刘歙、刘嘉、刘信、刘祉、邓禹、贾复、陈俊、朱、李通、岑彭、杜茂、马成、吴汉、任光、马武、彭宠、邓晨、来歙、韩歆等，都随刘秀南北转战，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建立以后，南阳人在统治政权中仍居统治地位。南阳籍官吏122人中，光武、明、章帝时期为53人，和帝到灵帝时期51人，中平元年（184）以后为18人，说明南阳人才一直到桓、灵帝时仍兴盛不衰。仅光武帝朝南阳人任三公的就有10人，九卿13人。三公之一的大司马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公元25年由吴汉担任，一直到公元44年止，共19年。从公元44年到51年由刘隆行其职，达7年。后大司马改为太尉，由南阳人赵熹自公元51年担任，直到60年，公元65~75年又任该职，共担任了19年。说明军权一直掌握在南阳人手中，对东汉政权的巩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南阳的外戚集团也控制东汉政权时间较长，出现了光烈阴皇后、和帝阴皇后、和熹邓皇后、桓帝邓皇后、灵帝何皇后，5位皇后参政议政达81年之久，几乎占东汉统治时期的1/2，对东汉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汉书》卷10《皇后纪》。)。南阳人为政清廉，广推教化，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稳定了东汉政权。任延、宋均、左雄、郭丹、邓晨、朱穆、张衡、樊准等人或任职郡守，兴修水
利，发展经济，兴办学校；或任职中央官吏，忠心辅政，为皇帝出谋献策，指陈朝政得失，参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可以说南阳人是东汉政权的政治支柱。

　　 七、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汉代南阳的社会生活表现在车骑出行之盛，宴饮舞乐百戏精彩。张衡《南都赋》对这种田猎饮宴活动有过描述：在祭祀祖先时举行宴会，不但有丰富的美味佳肴，更有赵女郑姬穿红戴绿，弹琴跳舞，酣饮至醉而归，甚至通宵达旦。上巳节郊游踏青，男男女女穿着漂亮的衣服，坐着马车，聚集到水边。祓禊、歌舞、田猎、横渡，一幅贵族游春娱乐的画面，跃然纸上。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砖），有大量的连车列骑、饮宴舞乐的豪华生活场面，其数量之多、场面之大是其他各地出土的画像石（砖）所无法比拟的，仅车骑出行田猎图就有借助猎犬捕兽、借助弓矢猎兽、借助马匹射猎，还有渔猎图等，所猎取的动物有虎、牛、鹿、兔、野猪、雁、鱼等。饮酒时还要以投壶、六博为赌具，汉画中有投壶图和六博饮宴图。举行宴会常以歌舞百戏来助兴，出现有拜谒、迎宾、宴飨一类画像。汉画中的《舞乐宴飨图》颇能反映这种饮宴情状：画面上方一人跽坐，三人鼓舞，下面二人对坐，中间置案，上有酒杯、鱼、鸭、肉串等饮食。画中的舞者“云转飘忽”的长袖，“体若游龙”的身段，给人以潇洒的美感。常常是杂技、舞乐、宴飨三种场面刻画在一起，表现出当时南阳贵族生活的雍容华贵气派。南阳汉画中的斗兽图，与南阳“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习俗有关，把斗兽作为观赏娱乐，以表现勇猛的气概。由此可以看出南阳社会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反映出汉代南阳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