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恢直言劝谏沛公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农民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曾派将宋留由南阳西进攻秦，但很快被秦主力镇压下去了。项梁、项籍起兵于吴（今江苏苏
州），项梁在邳（今江苏宿迁县）召集起义将领议事，起兵于沛（江苏沛县）的刘邦前往，共议立楚怀王孙心，定都盱眙。公元前208年，楚怀王遣宋义、项羽等人率军北救赵，遣沛公西伐秦，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从砀郡（今商丘市南）出发，经成阳（今山东荷泽东北）、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到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后采纳儒生郦食其的建议，攻取交通要道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转战开封、洛阳之间。刘邦一路避实击虚，收编义军，顺利攻占颍川（今河南禹州市），继续南进，到达宛（今河南南阳）。

　　南阳郡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其郡治宛，自西周到战国都是南方重镇，交通便利，往西可经武关直达关中，往北可经鲁关直达洛阳，往南经武当山和桐柏山的南襄隘道，达于襄樊平原，向东南可达到江淮流域，是重要的军事要道。当时秦朝在南阳驻守有重兵，其主要将领就有、鳃、王陵、梅、番君5人。刘邦要从南阳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南）到关中，进攻长安，是相当困难的。刘邦急于入咸阳称王，于是绕过南阳郡治宛向西进军。谋臣张良对刘邦说：“您虽急于进入关中，但秦兵众多，今若不攻下宛，宛的秦兵从后面追击，前面有强大的秦军阻击，他们前后夹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作战方法。”于是，刘邦连夜引军还，将宛城团团包围。南阳太守看大势已去，欲自杀了之。他的手下有一位叫陈恢的南阳人，对他说：“现在还不到死的时候，待我去劝说刘邦。”陈恢翻越城墙，面见沛公。陈恢对刘邦说：“宛是大郡之都会，人民众多，积蓄雄厚，吏民自认为投降必死无疑，所以他们一定会齐心协力，坚守宛城。现在，您要连日进攻，将士死伤一定很多，若带兵绕过宛城，宛城的秦军必然在后面追击。您既失去了先入咸阳为王的机会，后面又有宛城强大秦军的祸患。我为您考虑，不如约降南阳，和平解决，给南阳郡守封官加爵，令其坚守南阳，率领南阳士兵和您一起西进，其他没有攻下的城池，听到您这样大仁大德的消息，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打开城门欢迎您，您也就可以在西进征程中通行无阻了。”刘邦听了陈恢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采纳陈恢建议，南阳太守归降刘邦，被封为殷侯，陈恢被封食租千户。这样，刘邦和平解决了宛城，既减少了军队的伤亡，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同时也节约了入关的时间，争取了人心，使刘邦西进比较顺利，一路势如破竹。到丹水县（今河南淅川），高武侯鳃、襄侯王陵皆投降。还攻湖阳（今河南唐河），番君别将梅投降，追随刘邦军队攻占析（今河南内乡县）、郦（今西峡县菊潭）。刘邦军队所过之处，从不掳掠，深得民心。刘邦率军直指武关，绕过关，在蓝田南大破秦军。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至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宣告灭亡。刘邦“和平”解决南阳，不但为他西进关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宛城避免了一次战争劫难，为南阳在西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 杜周家族精通法律

　　南阳在西汉前期文化教育还比较落后，其社会风俗是“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也曾出现一批尚刑崇法的官吏，如直不疑、杜周、张释之等。其中南阳杜氏世代为法律专家。杜周、杜延年分别著有《杜周律章句》（大杜律）和《杜延年律章句》（小杜律）流于世，直到东汉仍有专门研究学习大、小杜律的学者。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酷吏义纵为南阳太守，专以暴虐为治，南阳吏民特别畏惧。他聘用杜周为僚属，助他惩治奸猾。后他又把杜周推荐给廷尉张汤，张汤任杜周为廷尉史，专职审理案件，所杀甚多，深得武帝欢心，杜周遂升迁为御史中丞，专职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百官违法乱纪之事，所治狱皆仿张汤，严刑酷法。杜周善揣测皇帝的心思，皇帝欲排挤的大臣皆陷害之，皇帝欲释放的官吏皆减少其罪过。其下属问他为什么决狱不按照法律条文，而专以皇帝的意旨办理案件，他回答说：“法律从哪里出来的?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杜周认为皇帝说的就是法律，反映了古代法律体现了君主的意志。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杜周由御史中丞升为廷尉。廷尉是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长官，杜周对外宽柔，对内用法深刻至骨。当时诏狱增多，二千石官吏被囚禁的，新故相因，达到100多人，廷尉一年收到告劾官吏的奏章达1000多份，案大者株连数百名官吏，小者也牵连数十人，而且还要到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取证，京师诸官府及廷尉所拷问的官吏达到六七万人，其余官吏犯案者增至10万人。天汉二年（前99），改任执金吾，负责京师治安。天汉三年（前 98），武帝以杜周捕杀盗贼有功，升任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与丞相府并称二府。全国军政大事都由二府讨论决定，参加中央行政决策会议，并负责全国的行政监察工作。杜周在为廷尉史时还很贫穷，只有一马的家产，及任职廷尉和御史大夫，家财达到百万，其子延寿为河内太守，延考为河南太守，延年昭宗时任职九卿，他们为政皆以酷暴著名。杜周的儿子中只有延年政尚宽厚，精通法律，以荫补军司空（主狱官），昭帝元始四年（前83），他率南阳士卒平定益州蛮反叛，升谏大夫。及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政，他看到昭帝奢侈，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给霍光建议应该修文帝俭约之政，宽和仁厚，顺应天意，以取得人民的喜悦。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昭帝元凤元年（前80），燕王刘旦、鄂邑长公主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因与大将军霍光争夺权力，计划废掉昭帝，发动宫廷政变，昭帝还一无所知，恰好鄂邑长公主门下有一舍人叫燕仓，得知消息，私下报告给了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上报给昭帝，昭帝即下令追捕桀、安、弘等人，并杀死全部宗族，鄂邑长公主自杀，燕王刘旦自缢而死。杜延年因功封建平侯。霍光以延年有忠贞之节，拜他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出入宫廷，平尚书奏事，即对尚书台的奏章进行审查，常与丞相、御史二府及廷尉分理奏章。他对丞相、御史二府选拔任用的官吏进行考核，有奸妄者，依法惩处。可见，杜延年深得霍光的宠幸，有权对二府进行监督检查。霍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延年论议持平，以宽和为政。在审理燕王谋反案件时，桑弘羊子迁逃跑，藏其父故吏侯史吴家，后迁被捕，廷尉与少府认为，迁不是主谋反者，只是随从，所以赦免了侯史吴之罪。后侍御史复案其狱，认为侯史吴匿藏反者应治罪，劾奏廷尉、少府纵反者，事情牵连及丞相车千秋。杜延年上奏霍光，不宜治罪丞相，以免损坏大将军的声名，甚合霍光之意。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昭帝病死，霍光立昌邑王为帝，无道而废。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延年子相友善，延年劝霍光立为帝，于是拥立武帝曾孙病已继位，是为宣帝。以拥立之功，始封延年2000户，增封2360户。 杜延年为人安和，熟悉朝中诸事，久典朝政，宣帝非常信任，出即奉驾，入即给事禁中，赏赐贿赂数千万。宣帝地节四年（前66）七月，霍禹等谋反被诛，杜延年因是霍氏旧吏而被免官。不久，宣帝任他为北地太守。他择用良吏，捕杀豪强，郡中清静，改任西河太守，仍政绩卓著。五凤二年（前56）升任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甘露二年（前52）以老病免，不久即死。延年子缓，少为郎，曾任雁门太守，甘露三年任太常。元帝即位，西羌反叛，谷贵民流，乃入钱谷数百万助国用。缓子业，有才能，成帝任为太常，娶成帝妹颍邑公主为妻，不事权贵，反对王莽专权而被贬。延年次子钦，少好经书，家富于财，以才能闻名京师，知识渊博而有谋，多次上书大将军王凤革新政治，擢用贤良，后到大将军王凤幕府，甚得重用，然优游不仕。其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达10余人。杜周起于文墨小吏，经过自己积极进取，发奋努力，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迁到京城附近的陵园。而且子孙皆为良臣，才德超人，历任机要之职，直到西汉末才衰落下去。

　　 三、 张释之执法严明

　　晓出方城一驻鞍，先生严像肃衣冠。青山有庙名难泯，赤子无冤死亦安。直道曾匡王法正，片言能济孝文宽。当时酷吏俱尘土，独许廷尉入史看。这是汝南参政顾福在光绪年间写的一首《谒张廷尉祠》的诗，给汉代执法不阿的张廷尉以高度评价。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县）人，初同哥哥张仲一起生活，出身低微，用钱财买了个郎中令手下的骑郎，出充车骑，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官。他认为这样混下去算是白白地浪费兄长的资财，就想退职回家。中郎将袁盎知道他聪明有才，不想叫他回南阳，就把他推荐给文帝。文帝任他为谒者，这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宾客朝觐宴飨的六百石小官，这样释之就有面见皇帝的机会，为皇帝出谋献策。汉文帝先告诫他，不要讲空话，要讲当前能办到的事情。张释之就说秦汉之间的成败胜负的原因，汉文帝赞美他说的道理就升任他为谒者仆射，秩比千石，负责谒者的考核督察工作。后张释之跟随文帝到上林苑，视察养虎之所。文帝问上林尉禽兽的数目，尉仓皇失措而回答不出来，而养虎的啬夫却对答如流，以取悦于文帝。文帝对啬夫十分欣赏，于是下令破格提拔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劝文帝不要以口才好坏而任意升降官吏，而要看其实际才能，并诚恳地谈秦亡国之弊就在于务虚名而不责实，啬夫喋喋利口以图邀幸，不宜升迁，否则会伤风败俗。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就没有提拔啬夫。后文帝升任释之为公车令，公车令是卫尉手下负责守卫宫门的宫吏。有一天，皇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楫乘一辆车进宫上朝，路过司马门时扬鞭驱车，径往里闯，被张释之发现。原来，汉法律规定，文臣武将到司马门都要下车下马。经问明卫士知是刘氏兄弟，张释之急追过去，将车拦住。太子和梁王不但不认错反而斥骂张释之。张释之义正辞严地说：“你们为什么违背法令而不下车?难道法令对你们例外吗?”二人张口结舌，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张释之并不罢休，速写奏章上呈文帝，弹劾太子和梁王不下车公门所犯不敬之罪。文帝母薄太后知道后责问文帝，文帝脱帽谢罪说：“这是我教子不严所致。”最后，还是由薄太后派使臣奉诏宽赦太子和梁王，太子和梁王才进入宫殿门。文帝对张释之的办事认真，不畏权贵的精神很赞赏，升他做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职掌谏诤论议，专为皇帝献计献策。不久又升他为中郎将，皇帝外出，随从护驾。他随从文帝到霸陵，文帝想到自己死后的事，怕人盗墓。他劝文帝薄葬以保护陵墓。所以，文帝后来主张公开薄葬。回宫后，又升张释之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廷尉。他主张严格按法处刑，不能任意高下。

　　 有一天，汉文帝外出游乐，护卫队拉得很长。当御车行至中渭桥时，忽一人从桥下钻出，正
好撞上御车的骖马，马受惊跳起，文帝险些被摔下。那人疾速向路边田野逃去。卫士将其抓获后，文帝责令张释之严惩。经释之审问，方知那人是乡下人，初来长安，半路上遇到皇帝出游，便躲在桥下。过了一会儿，他以为御车早已过去，就从桥下跑出。不巧正碰上御车骖马，避之不及，只好向田野逃去。张释之确认情况属实，按法令规定“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当即上奏文帝对此人处以罚金。文帝大为不满，勃然发怒，说：“幸好我的马性情温和，倘若是烈性马，不就把我摔伤了吗?如此大事，你居然只处他以罚金了事，这怎能使百姓儆戒呢?”张释之分辩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现在依据法律，作如此判决是得当的。若皇上要依个人意愿加重治罪的话，那么法就不能取信于人民啊!况且在当时，皇帝您要是派人把他杀了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今皇上既然交给了我这个当廷尉的，我就履行职责，公平执法，依法办事。我若不公正执法，稍有偏颇，而天下的执法官用法就可轻可重，任意增减刑罚，执法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这样老百姓岂不是连手脚就不知道怎么放了吗?请皇上明察。”文帝想了一会说：“廷尉量刑判决是对的。”后来，又有人偷了皇帝祖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文帝十分恼怒，责令张释之严惩盗犯。张释之依法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判盗犯死刑。文帝闻奏大怒，说：“人无道德品质才盗偷先帝宗庙器物。我把这个罪犯交给你，是想让你判处为抄斩九族之罪，而你却以一般的法律规定惩处，不符我敬奉祖先的原意。”张释之说：“按法律办这样的罪已经够重的了。如今盗了祖庙的器物就要治灭族之罪，万一有人去高祖陵墓上挖土，陛下又该怎样治罪呢?不能依个人感情来决定判刑的轻重。”文帝听了不敢自作主张，报请给薄太后，太后说廷尉处理得很合适。

　　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张释之想到景帝当太子时自己得罪过他，甚为担心，就请假不敢上朝。后来，有人给他出个主意，叫他见皇帝谢罪，这样，景帝不好因此治他的罪，也表示皇帝不念旧恶。但过了不久，景帝还是把他降为淮南王相。张释之就死在国相任上。张释之执法如山，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不徇私情。这种精神成为我国历代执法的楷模，故当时有“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美谈。司马迁称他“守法不阿意”。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的故乡方城县城关修了张释之祠，称 “汉廷尉祠”，启迪着后人效仿先贤。在今方城西北郊仍存有张释之墓，前来瞻仰者甚多，都为其光明正大、秉公办事之功绩赞叹不已。

　　 四、 西汉南阳历任郡守的为政方略

　　西汉南阳郡守有籍可考的有9人，有事迹记载的有5人（见附表6《西汉南阳历任郡守表》）。他们对南阳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治豪强，打击贪官污吏，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发展农业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规之民于南阳，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说明南阳这个大郡富商大贾多，与官府相互勾结，很难管理。因此，在义纵、陈咸、翟义任南阳太守期间，严厉打击豪强地主，惩治不法官吏，以杀伐立威著名于史册。据史书记载，陈咸任南阳太守期间，“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钛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督作剧，不胜痛，自绞死，岁数百千人”（《汉书》卷66《陈万年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可谓严法酷刑。他对自己的属吏要求甚严，皆不得违法聚敛，他发布文书说：“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属吏都害怕他，豪强地主都遵纪守法。义纵任南阳太守，不避权贵，对不法豪强严惩不贷。南阳宁成治民如狼牧羊，为南阳著名的豪强，义纵到郡，“遂按宁氏，破碎其家”（《汉书》卷 90《义纵传》。)，贪官污吏及南阳豪强孔等家族都畏罪逃跑。翟义为宰相翟方进之子，20岁任南阳都尉，行南阳太守事，当时宛令刘立与曲阳侯王根为婚，著名州郡，多为不法，翟义以他事召刘立至，以主守盗十金罪，收缚刘立传送邓狱，威镇南阳。这三任郡守依法惩贪除恶，有利于社会安定，为南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南阳好商贾”，郑弘、召信臣为太守时，“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召信臣为政勤勉，治郡有方，“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 民得其利，蓄积有余”。提倡勤俭节约，“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汉书》卷89《召信臣传》。)，南阳人民称他为“召父”。召信臣奠定了南阳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就促进了南阳文化的发展，南阳两汉之际人才辈出，游学者甚多，都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