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雄（?～138年）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时州部多不法豪族，雄揭发贪猾，无所顾忌。永建初年（126）征拜议郎，当时朝多阙政，左雄切谏屡中，为顺帝所倚重，再迁为尚书令，掌纳言，对朝政多所匡正，尤其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阳嘉（132～135）中，又迁司隶校尉，不久坐法免职。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138）卒。

　　左雄是东汉时期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他现存的文章均为写给皇帝的奏章，大多作于顺帝朝任尚书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吏治选举方面改革的奏议，充分反映了左雄的政治卓见和文学才能。顺帝刚即位时，大臣懈怠，朝多阙政，左雄由冀州刺史征拜议郎，不久由尚书仆射虞诩推荐被任为尚书，再迁为尚书令。面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左雄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从整肃吏治入手，因此他的《上疏陈事》一开头就强调说：“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开宗明义，急切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然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是以皋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昔三代垂统，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瀹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褒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划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吏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以上是文章的前一部分，通过对历史情况的回顾考察，说明凡是太平盛世，统治者都能够
“克慎官人”、“信赏必罚”，只有“吏称其职”，才能做到“人安其业”，反之则天下混乱，贤愚错绪，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作者的主张：“用贤之道，必存考黜”。在文章的后一部分中
，作者对现实社会中吏治混乱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整治的措施：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出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察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雄列举了官吏腐败的种种现象及严重程度，痛陈“朱紫同色，清浊不分”导致“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损政伤民”的恶劣后果。他把“灾眚不清”与政治腐败看作因果关系
加以强调，表现出唯心的神学迷信思想，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对现实的揭露是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同时，左雄也清醒地认识到，官吏善恶不分，做假者得美名，守法者遭指责，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当时察举制度的流弊。本来，汉代官吏的选举，如孝廉的经历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刚刚即位的顺帝为了施恩，诏令任职不满一年的就可以推举出来，这样带来了很大的弊端。所以，左雄接着在文中富有针对性地对官吏的奖惩、升迁、辟举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并以施行后的美好前景吸引和感染顺帝。《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是切实可行的。今天看来，他的一些主张仍有借鉴意义。

　　 左雄认为加强吏治，应从根本做起，注重教育和考察。他建议顺帝“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得到了顺帝的采纳，于阳嘉元年（132）重修太学，扩大招生。左雄又进一步《上言察举
孝廉》：

　　郡国孝廉，国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左雄的改革主张提出后，立即有胡广、郭虔、史敞等人反对，但顺帝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在同年十一月下令执行。就是说从这时起举孝廉要有年龄限制，而且对被推举来的人要先在公府考试，然后在端门（即御史台）复试才能录用。在第二年考试时有人故意刁难，被左雄驳回。经过复试，因错误推举而被降职免官的达十余人，因此人们不敢轻举了。同时，左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太学博士，形成了“负书来学，云集京师”的局面。顺帝年幼执政，知能任使，得到了各方面的人才，确实是与左雄坚持考试、严格选举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分不开的。与上述思想主张相联系，左雄坚决反对皇帝擅封近亲、宗室、外戚以爵号，认为有损于朝政
秩序和世风忠淳，他的另一些奏章就反映了这一内容。在议立顺帝时，其乳母宋娥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顺帝封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外戚、大将军梁商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立即
写了《上封事谏封山阳君及襄邑侯》表示反对：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荒，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NFDF3贷。陛下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顺帝没有采纳，于是左雄复谏说：

　　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惟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 后平议可否。

　　 在第一次奏议中，作者把“数术之士”的荒诞说法引出来，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局限，也降
低了说服力量，然而作者能够把封爵同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提出“裂土封侯，王制所重”，强调“非有功不侯”，仍然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在接着写“非有功不侯”，仍然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在接着写的第二篇谏议中，作者则主要从为国为政的高度入手，居高临下，剖析利害，并特意以前朝教训警诫皇帝，以古代正反两方面典型启发皇帝，用意深切，态度鲜明诚恳，说理透彻。虽然最终未能为皇帝所听从，但能使“娥亦畏惧辞让”，也足见文章的力量。

　　 纵观左雄的全部作品，都是用来分析当时内政方面的利弊和隐患，并提出改革主张或建议的，所议论的都是有关国家大局的事情。左雄能够切中时弊，敢于冒着政治风险，顶着权贵们
的反对，抨击和揭露当时的昏暗政治，进行重大的改革，充分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巨大勇气，他的文章及其提出的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写作方法和技巧方面考察，左雄的文章不去刻意追求华美、藻饰，大都写得言之有物，规范明晰，揭露问题切中要害，言之凿凿，前因后果，分析透辟；建议主张清楚明白，切实可行，轻重缓急，处置得当。既不是迂阔的高谈，也不是刻薄的谬论，而是都能做到简洁通畅，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符合刘勰所讲的对章表、奏议一类文体的要求：“要而非略，明而不浅”，“理既切至，辞亦通畅”，“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成为当时写作这类文章的典范。所以，刘勰曾高度评价说：“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当时之杰笔也。”（刘勰：《文心雕龙・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