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100～163年)，字公叔，一说字文元，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少有孝誉，笃志好学，精力专注，甚至跌落坑中、丢失衣冠，亦不自知。年五十时还向同郡隐居武当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年二十，为郡督邮，遂举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顺帝末，大将军梁冀召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
。桓帝初，举高第，升侍御史，寻迁议郎，与边韶、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汉记》，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外戚传》及《儒林传》。因感于时俗浇薄，乃作《崇厚论》和《绝交论》。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序混乱，朱穆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逃走的县官即达40多人。到任后，朱穆严惩贪官豪强，终因得罪宦官赵忠而被捕送还京师，罚作刑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穆诉冤，才被赦归乡里，居家数年。后又征拜尚书，上疏请罢除宦官，桓帝不从，宦者亦因此常常诋毁穆，使他终日不得意，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穆“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至于贫不能殓。“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桓帝追赠穆益州太守。朱穆善文辞，著论甚美，蔡邕曾至其家抄录其文，并与门人“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朱穆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2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2卷，已散佚。今存有《崇厚论》、《绝交论》、《郁金赋》、《与刘伯宗绝交诗》等数篇。

　　 从现存作品来看，朱穆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散文方面，包括书奏和论文等。朱穆自幼学《
五经》，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矜严疾恶，清肃刚直，是一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奏议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痛斥权贵，分析形势，提出切中时弊而富有远见的建议，而且能够写得论据充实，分析较为透辟，清楚明白，通畅简洁。虽然它们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为指导，为维护当时统治者的利益和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服务的，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在这方面，他的三篇奏记劝戒大将军梁冀的文章富有代表性。

　　东汉顺帝到桓帝时期，大将军梁冀专权，《后汉书》记载他得势时的情形说：“专擅权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在这种情况下，朱穆没有阿附梁冀，助纣为虐，而是“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以劝戒冀”（范晔：《后汉书》卷43《朱穆传》。）：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惟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

　　在这里，作者针对梁冀及朝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露，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亦即整肃朝纲的良好愿望，表现了作者对王室的忠诚。但这篇文章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突出的是具有浓重的经学气和神学气，用天灾变异等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问题，实际上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第一次的劝戒没有效果，梁冀仍然“骄暴不悛”，以至于“朝野嗟毒”，于是朱穆第二次写文章劝谏。其文曰：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

　　 以上是文章的开头，朱穆没有直接谈具体问题，而是先讲了为明君贤臣的一般道理，再谈到梁冀当时的重要地位与天下治乱的关系。这样引出后面的议论，站得比较高远，容易为人接
受。接着，朱穆列举陈述了当时天下的严峻形势以及对梁冀的危害：

　　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扌旁）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

　　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

　　 在第二部分里，作者具体说明了当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严峻形势，并尖锐指出了这种形势使“将军结怨天下”的严重后果，站在为“将军”着想的立场上指陈利害得失，就比较容
易打动梁冀。同时，朱穆又举出暴秦亡灭和永和之乱的事例，从反面阐明利害，尤其是永和之乱，是梁冀所亲历过的，就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接着再回到当今的现实，就很自然地引出了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正面劝梁冀改弦更张，体恤国事、匡济天下：

　　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

　　 这篇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处处流露出作者为国分忧、匡救时弊的热忱，读来颇能感染人。文章表面看来是为梁冀个人陈述利害，但实际上时时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显示了作者
正直爱民的品格，显得尤为可贵。就写作技巧而言，文章立意高远，旁喻远引，多方分析论说，曲折尽致，说服力很强。据《后汉书》记载，梁冀对朱穆两次的批评建议非但没有采纳，反而“纵放日滋”，朱穆就写了第三篇文章“奏记极谏”：

　　大将军内有贵要之固，外有功业之重，诚不可复枉道散财，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选举刑赏，有于典制，辄率公卿诣朝堂，案其罪咎，则改节从训，犹影响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门音，从其过言，随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伤损财物，坏乱纲纪，左右近官并以私情干扰，天下虽大，而民无所容足也。余尚可忽，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广远。愿大将军省废他事十刻之间，考案古今官民之极，度数作趣，较然可见，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若以穆轻愚，不信其言，可呼所亲识古今者，请征核其实，不可不诚，惧有后恨。

　　 此次上书开门见山，针对梁冀“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的不法行为直言相斥，慷慨激昂，诤诤忠言似猛掌击于梁冀之背，话虽简短，然理足气盛，精粹
警策，极为有力，惜乎仍不为梁冀所纳。朱穆的其他几篇书奏，也都写得大体与本篇相似，直陈利害，切中时弊。如他晚年任尚书时写给桓帝的《上疏请罢省宦官》，在150字的简短篇幅中，列举宦官擅权的罪恶，直斥宦官为媚以求官、渔食百姓的“凶狡无行之徒”、“恃势怙宠之辈”，主张一律“罢省”，而以“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代之。意见之激切，震惊朝野，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刚性烈肠和疏直激切的文章风格。

　　朱穆为人率直淳厚，因而“常感时浇薄”而欲有所匡正，与朋友刘伯宗的绝交即反映了他的个性。正是由于朱穆的这种个性，他现存的两篇论文《崇厚论》和《绝交论》都是“慕尚敦
笃”的“矫时之作”，其《崇厚论》全文如下：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

　　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虫分）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稷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崇厚论》是朱穆后期作品，是针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其中也蕴含了作者在坎坷的仕途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和深切体验，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首先，文章揭示了当时“风化不敦”的现实，又进一步指出“俗之薄也，有自来矣”，并分析了“时
俗浇薄”的社会原因，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和普遍的认识意义。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专
权，官僚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士风日益败坏，社会更加黑暗和混乱。朱穆严厉批判了“尚相诽谤”，“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的不良风气，希望其“与草木俱朽”，呼唤人人“以天下为一”，“时敦俗美”，爱憎分明。作者没有局限于对“时俗或异”的抨击，而是以大量例证剖析了自古以来“时否俗薄”的现象和原因，并以正面典型加以对比，居高临下，切中要害，使文章的主旨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其次，作者在本文中已不仅仅以儒家思想立论，而是多处运用道家老子的思想观点来批判现实，否定仁义礼法，如“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社会动乱日甚的情况下经学渐趋衰落，老庄哲学开始抬头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在阅尽龌龊世态之后的愤激情绪和思想转变。

　　这篇文章的写作艺术技巧也是很高的，能够代表朱穆散文的成就。其一，文章观点鲜明，层次分明，论证充分，结构谨严完整。文章开篇“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 ”，就提出了论题。紧接着进行理论上的辨证，指出“道德迁”、“淳朴散”是由于“仁义起”、“礼法兴”。第二段中借老子、马援之言正面论述敦厚之道，并以孔子、楚庄王、丙吉、张子孺等“圣贤之德敦”的事例以证之。第三段以较大篇幅从多方面论析了“悠悠者皆是”的“尚相诽谤”的恶习，对“时敦俗美”和“时否俗薄”进行了对比。在前面层层分析的基础上，第四段再次强调了“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照应了开头，显示出“慕尚敦笃”的主旨，结论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使人不能不接受。其二，博引古人古事，反复论说，激昂慷慨。在并不太长的篇幅里，作者引用了大量生动事例和前人言论，从各个角度反复地阐述论析，但却没有重复之感，反而有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爱憎，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论辩力量。其三，在语言上多用排比句、对偶句，句式句法富于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滔滔滚滚的气势，使文章在说服力之外兼具感染力。本文通篇几乎全由排比、对偶句式构成，这些对偶句不仅有五六字的短句，也有七八字以上的长句，而且常常组成排比句式，显得错落有致。同时，从语气上看，文中运用不少感叹和诘问句式，又有一些句子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出强烈的感情和充沛的气势。由于它充分表述了作者的深切体验和真情实感，所以人们丝毫不觉得堆砌，而只觉得痛快淋漓。

　　 《绝交论》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朋党风气而作的抨击时弊的文章。《后汉书・朱穆传论》说：“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道出了写作本
文的动机和意图。文章采取的是客问主答的形式：

　　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曰：“人将疾子，如何?” 曰：“宁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者，则孺子之爱也；其甚者，则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居劳于听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赡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之敢止焉。是川渎并决而莫敢之塞，游蹂稼而莫之禁也。《诗》云：‘威仪棣棣，不可也’。后生将复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规此。实悼无行，子道多阙，臣事多尤，思复白圭，重考古言，以补往过。时无孔堂，思兼则滞，匪有废也，则亦焉兴。是以敢受疾，不亦可乎?”

　　 根据刘峻《广〈绝交论〉》所引述，现存的恐非《绝交论》全文，然而也可以观其大义。古人所谓交游，大抵包括交际和交友二义，朱穆《绝交论》所论主要指交际，与王符《潜夫论
・交际》篇相近。意思大致是说，自古以来，交际以礼为重，不谋私利；当今社会则相反，世人“犯礼”、“背公”，借交游以谋私欲、营私利，世道混浊。自己虽算不上完美之人，但宁愿受到世俗之人的疾恨，也要坚持操守，不与世人同流合污。言里言外，表现了对世俗小人的极大轻蔑和愤慨，同其他文章一样，显示了作者刚肠疾恶的鲜明个性。本文概括了封建社会中的某些本质现象，辞锋犀利，道出了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稍后的蔡邕为朱穆此文所感动，作了《正交论》以“广其致”。南朝梁代的刘峻作《广〈绝交论〉》也自言继朱而作，对社会上虚情假义以谋私的种种论交形式作了更为具体生动的刻画。此后，这类文章在文学史上仍屡见不绝。

　　 朱穆的诗现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据《后汉书・朱穆传》注，刘伯宗原为朱穆旧友，早先困顿之际，屡受朱穆的照顾。后来刘官至二千石，位列朱穆之上，便附炎趋势，不再
敬重自己的患难有恩之友。朱穆激于义愤，作书于刘伯宗曰：“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
乎?亲解拷x，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及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辱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因附诗，宣布绝交。诗曰：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本诗粗看颇似一首富有情趣的咏物之作，而且写得形象生动，但联系《绝交书》可以看到它表面咏鸟，实为赋人，是一首在政治上同旧友的“ 绝交诗”。以朱穆的刚肠烈性，当然不肯与附炎趋势的小人为友，所以这首诗的内容就很清楚了。诗人以北山上的一只翅翼不洁的鸱鸟(即俗称的鹞鹰)比旧友刘伯宗，而以凤鸟自比，来表述绝交之意。诗人既对鸱鸟一无好感，笔端便不免沾满鄙夷之气，一开始就写它竟是这样的卑琐：飞行时歪歪斜斜，没个正向；安寝也忽东忽西，定不下心神。肚子饿了，就偷偷摸摸攫取聚在树间的幼鸟；一吃饱，就蜷伏在污泥之中，也不管是肮脏、烂臭。这几句总的勾勒，便使它行止食宿的丑态纤毫毕现，令人陡生厌恶之感。接着诗中是一个具体场面的刻画：这鸱鸟正如传说中贪婪成性的恶兽“饕餮”，正津津有味地啄食着散发臭味的腐鼠，只填得肠塞嗉满，还是不能停嘴。这里“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八字极为传神地描绘出了鸱鸟“嗜欲无极”的贪婪相。然而此时的鸱鸟犹不满足，一面吃着腐臭之食，一面还向空中飞过的凤鸟大喊大叫：“你这缺德的凤鸟，竟想分享我的佳肴?”在这里，诗人化用了《庄子・秋水》中“鸱吓雏”的寓言，刻画鸱鸟以卑劣之心度凤鸟之腹的可笑情态，正是用来表现刘伯宗的趋炎附势，让利禄之心淹没了廉耻之心。刻画得妙不可言，揭露得也入木三分。最后，诗人借凤鸟的答词表明自己的心志，也正告这可笑的鸱鸟：“我凤鸟所去之处，与你有天壤之别。我们就此永诀，你还是努力自爱吧!”明确地说出两者趋向不同，只能绝交，在篇末点明了题旨。

　　 这首诗在写法上与书信中的直言相斥不同，而是运用了比兴手法，通过对鸱鸟丑恶之形的勾勒刻画，以凤鸟之趣与鸱“异域”，来写自己与刘伯宗的绝交之意。这在艺术表现上，应该
说是巧妙而成功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贬称本诗“词旨躁露，汉四言诗最下者”，评价未免不公。本诗固然“词旨躁露”，然实为“绝交”诗所必需；倘若过于隐晦含蓄，反而有失题意。纵观东汉一代，四言诗作不多，而班固《两都赋》所系颂诗、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傅毅《迪志诗》等，大多写得典雅雍容，缺少生机，不过是《诗经》之“雅、颂”的苟延残喘。相比之下，朱穆《绝交诗》既富情趣，形象生动，更兼刚肠热血，在“汉四言诗”中，应该说是颇具盎然生气的好诗。

　　朱穆的赋作，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郁金赋》一篇的片断：

　　岁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园以回眺。览草木之纷葩兮，美斯华之英妙。布绿叶而挺心，吐芳荣而发曜。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远而望之，粲若罗星出云垂；近而观之，晔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风逍遥，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兰池。观兹荣之瑰异，副欢情之所望。折英华以饰首，曜静女之仪光，瞻百草之青青，羌朝荣而夕零，美郁金之纯伟，独弥日而久停。晨露未，微风肃清。增妙容之美丽，发朱颜之荧荧。作椒芳之珍玩，超众葩之独灵。

　　 这是一篇咏物寄托之作，郁金，即郁金香，是一种著名的香草。它很可能是朱穆前期作品。它在形式上具备汉赋的一般特点，铺陈夸张，描写细致，文采华美，词汇丰富，句式整齐中
有变化，音韵和谐铿锵。同时，这篇作品明显受到了屈原辞赋所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的影响，从多方面铺写郁金超乎众葩的“英妙”、“纯伟”、“瑰异 ”的品质，突出其“无双”、“独灵”，并以此为寄托，表达作者对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向往与追求，“郁金”在这里就成为美好理想和高尚人格的一种象征。可惜的是，今天我们不能观其全文以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