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笃(?～167年)字叔坚，一说字叔固，南阳(今河南鲁山县)人。少从经学家唐溪典、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唐溪典曾赞曰：“嗟乎延生!虽复端木闻一知二，未足为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当编名七十，与游夏争匹也。”顺帝时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不久以师丧弃官。桓帝元嘉元年(151)，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等共著作东观，作《百官表》及传若干篇。后迁侍中、左冯翊，“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 ”（范晔：《后汉书》卷64《延笃传》。），深受桓帝赏识。又徙京兆尹，宽仁爱民，郡人有“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的赞语。延熹元年(158)，以忤梁冀，适病免归乡里，家居为教授。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167)卒于家，乡人图其形于屈原之庙，以示旌表。所著诗、论、铭、书、应讯、表、教、令凡 2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一卷，其他著作如《左氏传注》、《战国策论》(或称《战国策音义》)等均已亡佚，现存仅有《仁孝论》及《与李文德书》等 7篇，且多已残损。

　　《后汉书・延笃传》说，延笃免官归家后，“前越太守李文德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

　　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本文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是其人格的写照。开头明言虽感朋友厚意，但自己已无意于“还东观”为官，接着以主要篇幅绘出了一幅“诵经独乐图”：独坐客堂，朝夕诵经咏诗，耳目专注，忘却了世俗的烦扰与喧嚣，忘却了天地风雨之存在，无人无我，其乐无穷；然后概言自己入世以来以忠孝为本、不谄不黩的人生态度，表明自己无愧无憾，且不愿改变初衷，屈心抑志。作为好友间的通信，本文字字句句皆出自肺腑，作者无意为文，因而更显得真实自然。仕途生涯的深切体验，免归之后的生活情趣，无欲无求的生活态度，修身洁行的高尚品格，都在漫不经意的挥洒中一泄无余，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的崇奉和追求。在写作方法上，与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相适应，本文主要的特点是娓娓而谈，从容不迫，具有一种迂回舒缓、平易亲切的风格。作者注意通过句式的错综安排，虚词的灵活运用，调节文章的节奏和语气，表露自己淡泊宁静的情怀，在看似平淡中蕴含着醇厚的韵味，别具一种感染力量，令人称赏。

　　延笃的另一篇重要作品是《仁孝论》，其文为：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汉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日盛，逐渐成了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旨归。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仁、孝”学说就成为长期
以来学术思想界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热门话题。《仁孝论》就正是针对“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进行论析辩白的。延笃博通经传，对仁孝学说有深刻的见解和体会，能够本经立义，进行解说。文章第一段首先指出仁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都是做人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不必“定前后之数”，二者的不同只在于它们是对人不同方面的道德要求，“孝在事亲，仁施品物”，在根本上二者是一致的。第二段通过人体、草木的譬喻，着重辨析二者的关系，强调二者并不矛盾，而且联系密切：孝乃仁之本根，仁乃孝之外显，并以圣人之言以证之，说明仁自孝悌始。第三段进一步论证“仁为大，孝为先”。仁孝“同质而生”，全面实践而做到至孝至仁，当然是最高境界。但由于人所处地位、所负责任不同，仁孝往往难以两兼，只要身体力行，立功立德，同样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通观全篇，文章反复论述，把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不足之处是经学说教气很浓，但作者重视实践，注意从历史人物身上取证，也表现出一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毕竟比当时大量的引经据典、枯燥乏味的纯说教文章高出一筹。

　　《仁孝论》的写作技巧也很值得重视。第一，文章围绕中心议题层层深入，说理周详，结构严密。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仁孝之辩”的论题，然后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其间有分析，有概括，有引证，有事例，对仁、孝的关系和实践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论说，由“二致同源”说到“分其大较”，再“对其优劣”，逐层递进，归结到“为德”“为功”，“各从其称”，与开头相照应，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第二，善用平易浅切的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易于为人所接受。文章的第二段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运用人之耳目手足各有功用但皆本之于心、草木之芽蔓枝叶荣华皆本之于根的贴切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孝乃仁之本根这一重要观点，既避免了枯燥烦琐的说理，又使文章富有文采。第三段中以颜回、曾参、公刘、管仲等人的作为比较例析，从而阐明“仁孝之辩”，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另外，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阐发儒学经义，虽然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段，但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是温文典雅，不急不躁，和汉初文章的疏直激切截然不同，符合儒家冲和中节的美学原则，典型地体现了汉代与新儒学相适应的新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