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是汉代教育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南阳官僚集团重视教育，历任郡守注重发展教育，不仅为南阳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官僚集团对教育的重视

　　 东汉时期，南阳为帝乡，历代帝王都重视教育的发展，南阳官僚助成帝业，对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促进了南阳教育的发展。同时，南阳皇亲国戚、功臣故旧不可胜数，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多，所有这一切都使南阳人才辈出。

　　 刘秀在东汉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非常重视教育。《后汉书・儒林传》记载：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这段记载反映了刘秀时期官学和私学的盛况。刘秀在建武五年(29)初设太学，当时经济还很困难，所以，动员“诸生吏子弟以民以义助作”(《东观汉记・ 世祖光武帝纪》。)。这种倡导儒学的做法，受到后人的称赞。刘秀不仅择高水平的人担任博士，而且还亲自巡视太学。建武五年，刘秀平齐归来，就“幸太学，赐博士弟子有差”(《东观汉记・世祖光武帝纪》。)。建武十九年(43)，刘秀巡视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犬），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刘秀把名儒召集到京师洛阳，范升、陈元、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立为博士，传教生徒。刘秀还把名儒宛人卓茂拜为太傅，名儒伏湛拜为尚书，下诏征用严子陵，以高官厚禄鼓励文人士子就学读书，这无疑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刘秀的儿子刘庄，是为明帝，也尊师重教，他亲幸太学，“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亲自讲学，名儒提问，围观者甚众，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正如班固《东京赋》中所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顺帝时扩建太学校舍，重建修缮学舍240栋大房，有房1880间，太学生人数猛增。到质帝本初元年(146)学生数增至3万多人。自光武帝到质帝100余年间，太学生由50人增至3万多人，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属罕见。这里面也一定有不少南阳籍的学生。

　　汉代帝王还专门为皇亲国戚等贵族子弟办学。刘秀就为功臣子孙办学，把新野阴氏、湖阳樊
氏等子孙集中设立校舍，选拔优秀教师，以授其业。《资治通鉴》卷45明帝永平九年(66)记载：

　　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

　　 南阳新野人邓绥，对教育的发展亦有贡献。她尊师重教，立为皇后后，便把那些不学无术的
王侯子弟70多人集中起来，开办学校，教授经书。据《后汉书》卷10《邓皇后纪》载：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
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对皇族和外戚子弟进行教育，显然是为了维护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但皇族和外戚又多为南阳人，所以，也促进了南阳教育的发展。

　　南阳籍官吏不论在中央任职，还是在地方任职，都重视教育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安帝初年，邓太后临朝听政，南阳湖阳人樊准上疏兴儒学，办教育，据《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载：

　　臣闻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德，孳孳为善；成王贤主，崇明师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琊承宫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向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讠戋）（讠戋）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

　　 这篇奏章先述光武、明帝重儒术兴教育带来的大治局面，接着提出了兴儒术办教育的具体措
施，就是要重视儒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来促进学校的发展，达到兴儒学之目的。史称“太后深纳其言，是后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

　　 顺帝时南阳人左雄上书皇帝振兴教育，他认为吏治腐败，官非其人，关键问题是儒生得不到
重用，学校无法培养人才，请求“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宜崇经术，缮修太学”，顺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阳嘉元年，太学新成，顺帝明下诏书：“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他上书皇帝，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龄才12岁，各能通经，左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士人)负书来学，云集京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