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地处中原与荆楚交汇之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为楚、韩、秦地盘，而属楚时间最长，
既受中原风俗的影响，又受楚风俗的濡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风士俗。

　　一、 经商之风

　　南阳经商之风较盛。《史记・货殖列传》载：南阳与颍川原来同为“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今谓之‘夏人’”。《汉书・地理志》讲得更明确：“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韩地被迁南阳的“不轨之民”究竟是豪强、贵族，抑或是商贾，不得而知。这些移民给南阳风俗带来了变化，确为事实。如大梁 (今河南开封市)以铁冶致富的大商人孔氏被迁往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之利”，并与南阳“游闲公子”交往，因而名气更大，赢利更多，“ 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战国时南阳工商业已比较发达，宛地制作的铁兵器以其锋利而闻名天下。南阳宛地冶铸的生产工具在新疆就有出土，在陕西永寿县出土有南阳郡生产的有“阳二”铭文的铁锸，长安城内就有“南阳工官”铭铜弩机的出土。在南阳还发现有大量的汉代铸钱遗址，所见钱范数量之多，分布地区之广，是除长安之外他郡所不及的。如，南阳市城区东关外小庄村出土阴文“半两”青石质钱范4块；宛城东城河岸
冶铜遗址；郡国五铢钱范3件：南召县出土阴文五铢铜范1件、方城县收五铢阴文铜范1件、宛城区收集1件；宛城区出土王莽时“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铜母范；邓州、社旗等地也有王莽时期的钱范出土，还有更始五铢钱范和建武十七年铭铜母范。这说明南阳宛城有规模可观的“造币厂”，也反映了南阳汉代商业经济的发达情况。《史记・货殖列传》说：“秦、夏、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桑弘羊曾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桑弘羊为洛阳商人之子，时为御史大夫，自然熟悉各地商业情况，而首列宛，可知南阳经商之风的确很盛。西汉宣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他针对“南阳好商贾”的风俗，“富以本业”，即劝民耕稼，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劝农功兴水利，二是禁止奢靡之风，提倡俭约，使民风大为改观。但是南阳到两汉之际，仍是农商并重。刘秀曾贩谷于宛，他的舅家湖阳樊氏“世善农稼，好货殖”。宛人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东汉时南阳为“帝乡”，奢侈之风屡禁不止，富商大贾遍行全国。从南阳汉画中众多的车骑出行、宴饮歌舞的场面，也可以看出皇亲国戚、富商大贾的豪华生活。

　　二、 粗犷豪爽之风

　　 汉代南阳人粗犷豪爽，崇尚力量，淳朴无华。这从南阳汉画中众多的斗兽场面可以体现出来。
斗牛

　　斗兽就是人与兽斗，它包括斗牛、斗虎、搏狮等，它展示了人的力量、智慧和勇敢。南阳汉
画馆展示一块斗牛画像石（见图13）：画右刻一人头戴面具，袒胸露腹，右手伸出，左手持短剑，力斗左边一牛。牛俯首翘尾，仓皇逃窜，四蹄扬起，有尘土飞扬之势。《南阳汉代画像石》图版29《斗虎》：画上部中间刻一人，双臂按动与二虎搏斗；下部左刻一虎，张口向前，中刻一人，执棒搏虎；右刻一人，臂上举，是斗虎者。南阳汉人敢于与牛、虎相斗，反映了南阳人的勇气和力量，体现出了粗犷豪爽之风。

　　三、 积极进取之风

　　 汉代南阳人志向远大，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斗争，决心干一番伟业。

　　南阳人宁成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汉书》卷90《酷吏传》。他认为当官要做到郡守，做生意财产要达到千万，否则就羞于见人。他先后任济南都尉、关都尉，治民“如狼牧羊”，后被治罪受刑，自解刑具逃回南阳，致力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家产达到数千万，出骑从数十，威严超过郡守，被汉武帝任为骑都尉。郭丹到长安求学，买符入函谷关，曾感叹地说：“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12年后，更始政权灭掉王莽，进居长安，任郭丹为谏大夫，持节安抚汉南，乘高车出关回到家乡南阳。仅两汉之际游学京师长安的南阳人就有刘秀、刘、刘嘉、刘隆、邓禹、朱佑、卓茂、张堪、阴识、郭丹等人，他们都成为刘秀官僚集团中的文臣武将，为东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刘少有大志，自王莽篡权，常愤愤有复社稷之志，于是起兵于宛，联合绿林农民军，攻占宛城，建立更始政权，推翻了王莽新朝统治。邓晨率宾客与汉军汇于棘阳，小长安战役失败，妻及三女皆遇害，新野县令烧其房舍，但终无悔恨之色，仍追随刘秀征战不已。新野阴识在长安游学，听说南阳刘氏起兵，“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信往从伯升(刘)”。邓禹“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李通首劝刘秀起兵反莽，并发动武装起义未果，其兄弟门宗64人被杀，但仍忠心未减，终于助成刘秀帝业。岑彭坚守宛城，汉军攻之不下，粮尽而降，刘伯升以其“执心坚守，是其节也”，封为归德侯，借以表彰他讲义守节。

　　张衡的一生是勤奋不已的一生，是不断进取的一生。然而，与他同时代的某些人，曾对此提
出过怀疑。关键在于他们对“进取”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早在安帝时，张衡就担任了太史令。后来他离开了这一职位。顺帝初，他已年届五旬，又回来担任该职，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按照张衡的体会，是“观余去史官五载而复还，非进取之势也”。可见，当时士人的俗见是以仕途晋升、官位日高为“进取之势” 的。而张衡所理解的“进取”，是和他们不同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写了《应间》，自信地宣称：“惟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声明自己没有也不会“失志 ”。毫无疑问，张衡所理解的“进取”，是探索，是创造，是不断地钻坚克难，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这是他毕生坚持不懈的。他的一生，就是艰难而又卓绝地进取的一生。

　　四、 讲义守节之风

　　汉代南阳人崇尚名节，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南阳郡治“宛为大都，士之渊薮”(《后汉书》卷34《梁冀传》。)，士人很活跃。新野(今南阳新野县)人邓彪，是邓禹的宗亲，“少励志，修孝行”(《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与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陈绥伯、张弟伯同志好，南阳号曰‘五伯’”(《后汉书》卷44《邓彪传》。)。与邓彪“同志好”的宗武伯诸人，自然也是道德方面杰出的人。樊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安帝以其有才华特征到京师洛阳，欲任以要职，他拒不接受，连安帝对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尊樊英以师傅之礼，不敢夺其志节，听其还归南阳，表现出他刚直不阿的独立人格精神。张衡的独立人格意识，主要表现在不媚俗，不盲从，不随波逐流，维护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权力，不向任何真理以外的力量屈服。张衡对图谶所做的批判和抵制，就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独立人格意识。张衡并不是不谙世务，但他为了扶正压邪，甘自履险，上疏皇帝，要求“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他还坚决反对图谶作为太学考试的内容。张衡品性高洁，从不阿谀奉迎，苟且偷生。他在《应间》中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歙肩。”在他一生中，“干进苟容”的机会是有的，但他终于不能违背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在《应间》中还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他在《思玄赋》中说：“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由此可以看出，张衡淡泊名利，不慕高官厚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青年时代，就“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甚至对于炙手可热的大将军邓骘的赏识和征辟，也始终不就职。张衡不是不想做官，而是要走正道，不愿故作姿态，欺世盗名。他虽“才高于世，而无矫尚之情”。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称赞张衡：“ 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业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全后汉文》卷54。)南阳安众(今南阳县西南)人宗慈屡辞征辟，后为修武令，因看不惯太守收受贿赂而弃官还乡，“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宗慈的儿子宗承，“少而修德雅正，卓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楚国先贤传》。）。据说，曹操时年少，“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等到宗承空闲之机，“往要之，提手请交，承拒而不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楚国先贤传》。）。《世说新语・方正》记此事说：“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