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讳饰多以汉族为主导，回、蒙、苗等少数民族则仿效于汉族，故而在南阳民间形成了一个基本上统一的讳饰文化圈，在这一文化圈中，其禁忌主要表现在服饰的颜色、款式、穿戴及放置的位置等几个方面。

　　对颜色的区分多从其赋予的象征意义入手，而不大重视颜色本身所固有的审美学意义。在民众心目中，多以红、黑为正色，象征着吉祥和庄严，而黄、紫二色为贵色，白、黑二色为凶色，绿色是人们心目中的贱色。黑色的情形有些复杂，它与红色在某种象征意义上发生了一些重合现象。正是这些明确的象征意义存在，所以在讳饰方面，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教化记录，《礼记・曲礼》曰：“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因为《礼记・郊特牲》中曰：“素服，以送终也。”这就是说，从远古时期，只要父母健在，子女就不得不忌讳白衣白帽，因为只有丧服是纯素的。这一忌讳，一直相沿至今，凡民间有丧事者，仍以着白色孝服，佩戴黑纱、白花为哀。因为只有在丧礼仪式上才穿白色服饰。旧时的婚服以及婚嫁家具多以黑（青）色为主色调。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后，素色讳饰曾一度中断，那时从皇帝到平民，平时均可穿白衣戴白帽。白色由于其独特的审美意义而备受世人喜爱，在南阳民间 “要想俏，一身孝”的谚语广为流传。这句谚语从深层揭示了白色受人欢迎的原由。只是在喜庆之日，如婚年寿节，民间才忌白尚红。到了宋代，南阳民间又掀起了一股厌白之风，再加上官方舆论的支持，此风所及，摧枯拉朽，涤荡了流传数百年的尚素之习。不说白色帽子，就是素色凉衫，亦大受排斥，“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待郎王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于是禁服白衫。……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矣”。（《宋史・舆服志》）“臣工召对，引见，皆服天青衫、蓝袍，杂色袍悉在禁止之列，羊皮亦不得服，恶其色白，近丧服也。”（《清稗类钞》）宋代以后，以官方制度的方式将白色定为凶色，民间讳白之风渐炽。此风遍及中原，宛地亦不能幸免。清代以降，随着海外洋服及西方审美观念的不断渗入，忌白之习有一定程度之消解，在服饰上并不尽忌白色，例如，衬衫，以白色居多。时至今日，连婚礼庆典等以祥和为基调的场合，也多有白色礼服婚纱出现，这表明中国的开放和与国际欣赏习惯的接轨，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

　　绿色头巾、绿色帽子亦为南阳民间所忌讳，元、明、清、民国初年只有娼妓、优伶等所谓“贱业”中人才以绿色为服饰。据《中国娼妓史》记载，元以后，“人以龟头为绿色，遂曰着绿头巾为龟头。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或叫戴绿帽子”。明代更从制度上对上述情形加以规定，在郎英所著《七类修稿》中有这样的记述：“……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比郎英稍晚的何孟春在《馀冬序录》中也写道： “教访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由此可知，在明代，不仅乐人、伶人这些操贱业者戴绿头巾，而且人妻若有淫时别人亦称其夫服绿头巾。着绿头巾者乃指其为下贱坯子。到了清季嘉庆时，“优伶皆用青色倭缎、漳绒等绿衣边，认为美饰，如古深衣”（《清稗类钞》）。下贱之人穿着卑贱之色，不察其辱，反以为美，体现出贱民本性。清人翟灏在《通俗篇・直语补证》中说：“娼妓有不隶于官，家居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又以妻之外淫者，视其夫为乌龟…… 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在社会生活中，如果妻子不贞，偷奸卖淫，按照当时制度，给其夫戴绿头巾以示羞辱，世人视其夫为乌龟。民间以妻子在外淫乱的丈夫们为乌龟，盖是因为乌龟不能性交，而雄龟只能纵惯雌龟在外与蛇乱交的缘故。

　　戴绿巾是身份卑微的标志，始于汉。汉时帝王、诸侯、朝官的礼冠叫做“冕”，而一般平民百姓不戴冠，改用布包头，称为巾。巾的颜色大都无妨，只有白绿两色的巾是要避讳的，头戴白巾在汉代是官吏被罢免为民或是在官府里趋奉的杂役的标志，杂役中那些卑贱的执事者如厨子之流只配戴绿帻。帻乃巾的一种。应劭《汉官仪》：“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服也。”《汉书・东方朔传》记述有这样一则趣事：汉武帝某日突然驾临其姑母馆陶公主府。馆陶公主虽然已是50多岁的半老徐娘，韶华早逝，皮枯珠黄，但丈夫死后仍想再嫁给年轻家奴董偃。为得到皇帝恩准，馆陶公主把董偃打扮成执役者模样，头戴绿头巾，到武帝前跪伏请罪。由此可见绿头巾与卑贱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难怪南阳民间向来鄙视戴绿头巾的男子。骂下贱无行之人是绿头乌龟，其解盖出于此。此俗千古一线，流传至今。正由于这个原因，南阳民间忌讳穿着青衣绿衣，惟恐自己与贱业、贱民同路，尤忌戴绿头巾绿帽子，在此基础之上引发开来，“绿帽子”成了南阳民间骂人的话语，它是妻子在外与人淫乱的标志，南阳男人甚为讳之。

　　在穿方面忌讳短小。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念的影响，千百年来，民间服饰款式方面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禁忌习俗。衣服尤其是上衣，扣子的数量以单数为吉祥，因为民间有“四六不成材”的俗谚流布，忌讳衣服的扭扣为双数，认为扣子的数量为双数会影响到人的事业成功。为死人做寿衣，要尽可能地宽大、厚重，将手、脚全部包裹覆盖，忌讳袖短露手和裤短露足，因为民间认为，如果孝衣露出手足，将妨及儿孙将来衣不遮体，生活困顿。忌讳反穿〗裙，因为民间只有死者穿寿衣之前才先由孝男反穿，然后脱下正穿在死者身上。妇女改嫁才反穿裙，平时若男女反穿衣服，是不吉祥的。邓州民间有谚语曰：“反穿裙，另嫁男人。”女子反穿裙裾，意味着暗中加害男人。忌讳衣服的下摆有毛边，民间认为那是丧服的样式。反戴帽子也是凶相，故民间亦忌讳之。熊伯龙在《无何集》中说：“毋反悬冠，有似死人服。”因为旧时在山区的一些农村，流行人死后反戴帽子的习俗（明嘉靖《南阳府志》卷五。），故反戴帽子者被视为不吉而忌讳之。
　　服饰上的禁忌习俗亦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某一事象在前一朝被民众视为禁忌，并不意味着在后一朝代必定也被视为禁忌。反之亦然。此时倡扬的，抑或彼时便遭取缔。上文所述之“绿头乌龟”的命运便是如此。龟在古代是可与龙、凤、麒麟并列四灵之尊的，但到汉代以下却沦为耻辱的象征。缠脚之俗，始于五代，自李后主在宫中首倡之后，成为大家闺秀学习的样板。三寸金莲，一步三摇，仪态万方，小脚之习，影响中国千百年，但时至清末，风气大变，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倡导下，废除缠脚，恢复天足。新中国成立后，缠足之习绝迹，妇女姐妹从痛苦深渊中被彻底解放出来。服饰中的颜色禁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风俗习惯的变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消解。黑白在旧时被定为凶色，常与丧葬联系在一起，而今受到了年轻一代的质疑。他们多从颜色的审美意义出发，借鉴西方或少数民族的作法，白色被引入丧葬之外的领域，例如，婚嫁中的婚纱照，并非是红海洋的天下，白色的婚纱亦昂首阔步走进了神圣庄严的婚礼殿堂。绿色亦从传统认识中被解脱出来，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依然遵从旧时的习俗，食古不化，那是要贻笑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