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由于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等十项改革建议，史称“庆历变法”。此举遭到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遂被罢去相位，贬任邓州知州。平生志向之所在，曾归结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文正公集》48卷行世。他的法律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积弊，力主变法革新，从健全和加强封建法制入手，以图中兴。

　　 一、 强调整饬吏治

　　 他认为历代政制相沿，到宋代已经出现了深重的弊病，主要原因是人事制度不合理，使贤德和有才干的人得不到任用，官吏大都空占着职位，白享俸禄而不办事；即使有一二“良吏”，也力量单薄，无补大局。这样便造成了“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的恶果。因此他主张改弦更张，以图挽救，并强调“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即以整饬吏治为重点。一面“开学校，设科等”，大力培养人才，做到“政无虚授”、“代不乏人”；一面建立和加强考核官吏的 “磨勘”制度，通过考核官吏的功过行能，决定升降，打破“知县两任例升同判（知州的佐官），同判两任例升知州”的“贤愚同等、清浊一致”循例升迁的旧制。对知州、同判中的老耄者、昏懦者、贪浊者、暴虐者以及目无法纪、为政无状的人，一律予以“奏降”，以新天下耳目。他还特别注意选择和任用司法官吏，反驳当时认为朝廷派官吏到各地督责、纠察刑狱的办法无补于事的议论，认为问题不在于办法，而在于所用得人，“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帝之志”，绝不是什么于事无补的。

　　二、 xz君主专断

　　他认为“天生兆人，得王乃定”，君主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要治理好国家，绝不是君主一人之力所能济事。因为“万机百度，不可独当”，任何君主都必须选用官吏以分担治理的大任；而君主本身则必须做到“临万机之事而不敢独断”，“纳群臣之言而不敢偏听”。特别应当和臣下一样严格守法。他强调指出，法律法令是使“天下画一”，不因贵贱亲疏而任意轻重的“衡鉴”，必须公正运用。为此，君主一定要“舍一心之私”以“示天下之公”。在具体执法时，要坚决取消根据“臣下上言密陈”而作“内降处分”的制度。因为“密陈”未可尽以为实，而且有的言伪而辩，即使明察的君主，也难免要受到蒙蔽。如果一听到“密陈”，便不分青红皂白，实行“内降处分”，极易因为处理错误而“动摇赏罚之柄，陋离君臣之情”。即使“密陈”属实，所作处分不出于国家司法机关，而出于内廷君主个人，也必然会造成“内外相疑，政教不一”的结果。

　　三、 加强司法监督

　　 他认为当时的官员大多“愚暗”，“民讼不能辨，吏奸不能防，听断十事，差失者五六”，而上级司法部门又不能逐一审核，因此出现“刑罚不中，日有枉滥”的情况。他指出，作为“平天下之法，生死荣辱系于笔下”的审刑大理寺，如果对于千分之一二上报复核的案件，还不能明察情实，仅作书面审查，便予批准，那是违背恤刑慎罚的要求的。为此，他力主加强司法监督：一是办案首先要求原其“情理”，审其“刑名”，弄清事实zx，然后正确确定罪名。例如官吏私自挪用“公使钱”，便不应适用“监主自盗之法”，因管理河流不善造成损失的“公罪”，便不应以“私罪”论处；二是严格xz“类推”的适用，要求选辅臣一员兼领审刑大理寺，“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谬误可存留者著为例册”，以作断狱的参考；三是加强刑部专责办理申诉案件的职能，规定“凡天下诉冤之奏尽委刑部办之”，并为使刑部有权“尽行驳正”错案，也选辅臣一员兼领刑部职员；四是规定每岁岁终检查全部断案情况，举凡“差失公事”以及“辨雪过负冤人数”，均详细报呈审查，如发现“刑狱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善良者”，“详其情理，别行降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