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396年~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人。祖父范宁官至豫章太守。据沈约《宋书》中记载，范晔少时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用人注重出身门第，范晔家庭有几代做大官，又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所以范晔做官就有很优越的条件。南朝刘宋王朝夺取政权后，范晔与刘宋皇帝关系密切，受到刘宋王朝的重用，先后任参军、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镇军长史、下邳太守、最后升任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掌管禁旅，参与机要。

　　 范晔出身于以儒学见称的世代官僚家庭，多才多艺，但他成就最大的是史学。他在任宣城太守时，zengzhi上不得志，便转而发奋从事《后汉书》的写作。当时，东汉历史结束到范晔开始编著《后汉书》间隔已长达200多年。在这200多年时间里，有志编著后汉史的学者众多，其中编著后汉史较有成就并在后世留下影响的主要有18家：班固、卢植等《东观汉记》143卷；谢承《后汉书》130卷；薛莹《后汉书》100卷；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97 卷；谢沈《后汉书》122卷；张莹《后汉南记》58卷；袁山松《后汉书》101卷；袁宏《后汉纪》30卷；张《后汉纪》30卷；袁晔《献帝春秋》10 卷；刘芳《汉灵、献二帝纪》10卷；乐资《山阳公载记》10卷；王粲《汉末英雄记》6卷；侯瑾《汉皇德记》30卷、《汉献帝起居注》5卷；刘义庆《后汉书》58 卷；孔衍《后汉尚书》6卷、《后汉春秋》6卷；张温《后汉尚书》14卷。?

　　 在《后汉书》以前，虽已有众多的后汉史书流传，但范晔认为这些史书都不够理想，需对其进行“整理加工”。所以他才“删众家”，广采东汉史书提供的丰富资料，吸取他们的长处，同时发挥自己选择史料、分析史料、组织史料的和剪裁熔铸的才能，“成一家之言”，著成了历史名著《后汉书》。?

　　 范晔著《后汉书》，本来计划着著完纪、传后编写十志，但其十志未及完成便因事被杀。到了梁朝，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把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志补注到范晔的《后汉书》里面，使《后汉书》成为纪、传、志皆备的完书，合刻成今本《后汉书》。?

　　 《后汉书》全书120卷，分为帝后纪、列传、志三大部分，其篇目为：帝后纪10卷：《帝纪》9卷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13位皇帝的历史；《后记》1 卷专纪东汉皇后等。列传80卷：《刘玄、公孙述》等列传3卷、《宗室王侯列传》1卷、《李通》等列传61卷，分别记述诸侯王大臣等人物，另按人物特色归类立传的有《循吏列传》1卷，《酷吏列传》1卷，《宦者列传》1卷、《儒林列传》1卷、《文苑列传》1卷、《独行列传》1卷、《方术列传》1卷、《逸民列传》1卷、《列女传》1卷、《东夷》等列传6卷。志30卷：《律历志》3卷、《礼仪志》3卷、《祭祀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6卷、《郡国志》5卷、《百官志》5卷、《舆服志》2卷。?
　　范晔的《后汉书》虽是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体制，但在《史记》和《汉书》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一、 “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问题，范晔在“自序”中突出地写了他关于“意”与“文”的认识。他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论者往往把它局限在关于“文”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理解。其实古时文史不分，后来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但也有《史传》篇专论史学。《昭明文选》“选”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论”专卷。刘知几《史通》是史学批评著作，但它反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与史的理论著作。这样来看，则对于范晔所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是不应当理解得太狭隘了，而要把它同作为史学家的范晔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史论范晔“自序”称：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在这里，范晔所强调的，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是突出了“精意深旨”和“笔势纵放”，同前文所说“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丝丝相扣。二是他说班固史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说“情急于藻”也是丝丝入扣。?

　 “纪传例”范晔“自序”又称：“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这里提到了“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问题。关于《后汉书》的“纪、传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其大略”的背后，包含着“诸细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为主”的思想。我们只有从《后汉书》纪、传本身及其序、论去探讨范晔所谓“诸细意甚多”了。范晔的“诸细意甚多”应是《后汉书》研究者所应当特别关注的。?

　　 作史的目的范晔“自序”还写道：“欲遍作诸志，《前汉》（按指班固《汉书》――引者，）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显然，就卷内◎※◎，以正得失，是范晔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汉书》之意；他说“意复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没有达到，乃引为憾事。刘昭对他的遗憾深为理解，故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此强调地指出：“书虽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认为，刘昭对《后汉书》所做的“注补”之举，的确是深得范晔作志之意。惟其如此，刘昭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页。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的结合，不仅是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也使关于东汉历史的撰述得以成为完璧。还需要指出的是，范晔所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来龙去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讲到他对有关黄帝的文献抉择去取时，有这样几句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里，司马迁十分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这个“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

　 二、 “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得失”

　　 从史学思想来看，“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得失”，则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卷内◎※◎，以正得失，是多数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一般说来，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现在，我们已不可能得知范晔是怎样在拟议中的十志于卷内◎※◎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后汉书》纪传中，尤其是纪传的史论中窥见其有关的见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范晔的这一宗旨不可能只打算在十志中表现出来，而在纪传中则不作任何表现。我们还是可以试图从《后汉书》纪传中来揭示所谓就卷内◎※◎，以正得失的具体表现的。综观《后汉书》纪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归结为教化与刑罚，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zengzhi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等。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较而总结出来的，有的则是从东汉的zengzhi后果而揭示出来的。?

　　 教化与刑罚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关键性的作用。范晔对此二者，不持绝对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认为二者都有必要，都会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从他对汉明帝和汉章帝的评价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倬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法制能够做到“内外无悻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可谓不易。这里或许有所夸大，但总不能没有任何根据。东汉社会的稳定，与此有极大关系。但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还应同时实行教化。范晔认为汉章帝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他在《章帝纪》后论中写道：“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一方面减轻负担，一方面实行教化，以“宽厚”来淡化“苛切”，使社会继续保持安定的局面。这同人们称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辅相成的。?

　　 妥善安置功臣东汉“中兴”，多有功臣，对功臣如何安置，是zengzhi上一件大事。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是一个突出问题。范晔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致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的评论，提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焉尔”，即是从zengzhi上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他进而指出，西汉初年大封功臣为王，“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殖戮，不其然乎!”这种情况，延续到汉武帝时，还是“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间，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这就不仅仅是“隙生”、“乱起”的问题，而且更有堵塞贤路、埋没人才之弊。范晔见解的深刻，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出。他说，正因为如此，“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才做出不同于西汉初年大封功臣的决策。这个决策及其结果是：“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最后，范晔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这是东汉 zengzhi上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而范晔此论则是《后汉书》中的一篇宏论，世人称为“中兴二十八将论”。

　　 兴经学，重世风范晔认为，东汉一朝在这两个方面是有成绩的。范晔对于东汉经学之盛作了具体分析，虽利弊皆有而从zengzhi上看则利大于弊。他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经学之盛成为东汉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范晔认为，东汉经学之盛，尽管带来不少弊端，如：“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条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并不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对一代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以致东汉末年的“权强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无所顾忌。东汉自桓、灵以下，衰颓之势不可逆转，“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东汉末年皇权的延续，是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而“皇权”本身实质上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但范晔所论及其所举出的历史事实，说明世风对于社会以致对于zengzhi所产生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范晔还列举李固、周军、左雄、黄琼、桓焉、杨厚、崔瑗、马融、吴枯、苏章、栾巴、宠参、虞诩、王龚、张皓、张纲、杜乔、张衡等人，显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东京《按指东汉――引者》之士，于兹盛焉”。即使到汉桓帝时，依然是“宏儒远智，高心絮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这里范晔得到同样的结论：东汉末年，“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在范晔看来，东汉经学的盛行，虽然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但它对于社会伦理的规范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乃至对于政权的稳固和延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很重要的。?

　　 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范晔认为，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是东汉zengzhi上的两个严重教训。他强调说他在《后汉书》中撰《皇后本纪》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东京（按指东汉皇朝――引者）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在皇后和外戚的纷纷得势、覆灭的过程中，东汉皇朝也走向“沦亡”。这个教训，可谓严重至极矣。举例来说，如汉安帝时， “权归邓氏，至乃损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邓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要嫁祸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责任”。而邓氏一门，则公、侯、牧、守无数。史载：“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显然，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其有害于zengzhi统治，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些历史现象中，范晔进而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外戚们不可逃脱的历史悲剧命运。他这样写道：“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这段话概括了干政的外戚们必遭祸败之理。或承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或后来得宠者，而先代权臣必不相容，等等，这在当时的zengzhi权力的分配、争夺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难以克服的痼疾。从范晔的这些分析当中，不难看出，外戚极易走上干政的路径，而这样的外戚则必定成为当时 zengzhi机体上的一个毒瘤。范晔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给后人启示良多。?

　　 党锢的历史教训所谓“党锢”，是东汉末年zengzhi**、宦官专权所酿成的一出严重的历史悲剧。对此，范晔在继承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及有关传记的基础上，颇用心力，为陈蕃等6人作专传，记荀翌等3人行事而附于他人之传，而对刘淑、李膺等21人则立为《后汉书・党锢列传》，并为此传撰写了约 1500字的长篇序文，略述“党锢”之始末原委。所有这些，都表明范晔对于“党锢”这一历史事件的十分重视。这篇序文，乃是范晔《后汉书》纪传史论中的佳作之一。范晔认为，所谓“党锢”发生的深层原因是：“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婢直之风，于斯行矣。”但对于这种“婢直之风”，专权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在范晔看来，尽管“党人之议”本始于士人之间的“互相讥揣”，但它被宦官集团所利用并制造了东汉历史上一个zengzhi大悲剧，是有其必然性的。汉桓帝时，宦官对士人罗织的“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互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李膺等“党人”于是被“逮捕”、“收执”，而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其后，虽“赦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汉灵帝时，张俭等被诬告“图为社稷”，灵帝诏令大捕“党人”，致使各级官员“百余人，皆死狱中”；受其牵连，“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黄巾起义，灵帝才**“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范晔对于“党锢”一事的性质也有明确的评论，他写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认为“党锢”给予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训是 “上好则下必甚”。他的结论是中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范晔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见解的深刻，这里不妨看看就《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引发的有关评论。清人王鸣盛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后汉纪》关于“党锢”之论，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于强调“野不议朝，出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上，袁、范的异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确地认识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