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各种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碰撞融合期，也是文学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南阳作家凭借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创作成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国魏何晏是儒道兼修的人。他的《论语集解》是一部煌煌巨著，被清代阮元收入《十三经注疏》。而何晏作为正始名士的代表，开一代清谈之风，对晋代玄言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范宁学识渊博，其《谷梁传集解》亦被阮元收入《十三经注疏》。与何晏一样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他的政治散文笔锋犀利、关注时弊，反映出很强的民本思想。范宁的儿子范泰，历仕晋、宋二朝，位望通显，曾撰《古今善言》24卷。范泰的儿子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后汉书》80卷，不但体例上善于创新，而且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南北朝又是新的文学思想、文学形式不断产生的时代。这期间，南阳作家在对近体格律形式的探索和确立上，做出了杰出贡献。范云和宫体作家庾肩吾、庾信通过自己的实践，使五言近体诗的格律基本定型，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庾信更是凭借多样化的诗赋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成了南北朝时代诗赋创作集大成的作家。

　　何晏的诗赋创作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南阳市）人，其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其父何咸早亡。其母尹夫人，在何进、何咸死后被曹操纳为夫人，何晏也随母养于魏宫，成为曹操的养子。?

　　在历代封建正统文人笔下，何晏被描绘成一个“蔑弃典文，不遵礼度”的人物（《晋书》卷75《范宁传》。），陈寿在《三国志》中称何晏“好老庄言”，何晏本人在更多方面则表现出好儒家言。他所主编的《论语集解》一书是典型的正统儒家著作，被唐代统治者视为标准注本；他对儒家礼仪甚有研究，杜佑《通典》所收录的《与夏侯太初难蒋济叔嫂无服论》，便是何晏关于丧礼的专题文章；尤其是正始八年（247年）秋天所写的《奏请大臣侍从游幸》一文，很严肃地对小皇帝曹芳不遵礼教放达不羁的行为提出正面劝诫，所以，有些清儒据此将何晏视为被诬的儒家人物，并认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迫于当时的政治高压而不敢公然替何晏立公正之传，只在该书《齐王曹芳纪》中收录这篇文章的全文，以便使后人能够认识何晏是一个有“大儒之风”的人物。?

　　大约在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前后，何晏娶了曹操与杜夫人的女儿金乡公主，被授为驸马都尉，赐爵关内侯。他当时所能做的无非是陪同游宴，为皇帝吟诗作赋以歌功颂德，如他曾遵命为新建的景福殿作赋。作为一个才华横溢并且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这种境遇何晏当然是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何晏和一些与他一样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青年官员，如夏侯玄、邓等人，迅速形成了一个贵族青年士人组成的团体。“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三国志・魏书》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洛阳上层日益扩大，“收名朝廷，京师翕然”（《三国志・魏书》卷28《诸葛诞传》。），越来越多的青年士人参加进来，甚至连司马懿那位以务实而闻名的儿子司马师也被吸引而至，并形成一种时髦风气，在京师弥漫开来，尤其是其“人材清议”舆论，甚至影响了政府的选官活动。这在朝廷当权派看来，就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非法结社活动。于是建安老臣董昭等上书魏明帝要求对其予以严厉制裁，魏明帝迅速作出反应，于太和六年（232年）下诏，以“浮华交会”等罪名将夏侯玄、何晏、邓等15人 “皆免官废锢”（《三国志・魏书》卷28《诸葛诞传》注引《世语》。），断然镇压了这批青年名士。?

　　景初三年（237年），魏明帝任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曹爽一直与夏侯玄等“浮华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随着曹爽地位的上升，何晏也从正始元年（240年）起，先被任命为散骑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吏任免。这样，大批青年士人在何晏的直接选拔下步入仕途，新派力量日益壮大。他们的清谈论辩及玄学理论，被誉为“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他们根据新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变革尝试，被称为“正始改制”。作为正始名士的领袖，何晏终于等到了实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也开始了其生命史上最辉煌、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

　　在学术活跃的正始时期，何晏完成了自己丰富的著述，并创立了贵无论玄学。据各种史籍记载，何晏的著作共有九种之多，但除《论语集解》外，其他如《周易何氏解》（又称《周易私记》）、《乐悬》、《孝经注》、《官族传》、《魏晋谥议》、《老子道德论》（又称《道德问》）、《老子杂论》（又名《老子讲疏》）等均在唐宋时亡佚。何晏现存的思想资料，只有收录于《全三国文》中的佚文。?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兄弟三人及其亲信何晏、邓、丁谧等人同日斩首，并诛及三族。?

　　纵观何晏一生，可以称之为悲剧人物。这位弱不禁风、性格怯弱又孤傲的才子，本就是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但历史却将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力不从心地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何晏集团被杀之后，玄学思潮也随之一度低落。但因其思想符合了士族社会发展要求，故被后来的西晋士族阶层仍视为思想领袖，他们掀起的玄学思潮也风靡了西晋上层知识界。何晏则作为玄学之风的首倡者于几十年后，再次被玄学青年们所崇尚，并以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永久地载入史册。?

　　 何晏的著作多已散佚，今存有《论语集解》及几篇奏议论文，而其文学作品主要是《景福殿赋》和二首《言志诗》。?

　　《论语集解》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官书，由何晏主持完成，是典型的正统儒家著作。本来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据《论语集解・序》记载，参加本书编纂的，除何晏外，还有郑冲、孙邕、曹羲、荀?NFDC7?四人，何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是全书的主编，所以今本往往独称《何晏集解》。《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理性解释的精粹集，它的成书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当然其中也有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痕迹，其注释文字中关于“道”、“自然”、“无为”、“任道”等的表述有近十条，这是以道释儒的最初尝试，但并不表明它是以玄学理论为指导的著作，所以唐代以后人们仍把《论语集解》看作是标准的注本，并被收入到《十三经注疏》中。?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六年（232年）“三月癸酉行东巡……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殿、承光殿，缪袭作《许昌宫赋》，何晏、韦诞、夏侯惠等均作《景福殿赋》”。《文选》卷十一李善注引《典略》亦曰：“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何晏的《景福殿赋》，基本上模仿汉代京都宫殿大赋的写作方法，体制宏大，文辞典丽，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纵观《景福殿赋》全文，不难看出，作者的立意在于歌颂曹魏政权的同时，提出“故将立德，必先近仁”，为政之道，在于爱民。作者利用一些阿谀之词作外衣，自是有他的难言之处。从何晏当时的地位和思想来看，完全的歌功颂德未必是他的本意。应该指出的是，《景福殿赋》在歌颂景福殿之宏伟壮丽的主旋律中，时时有新义。其一，何晏首先将魏明帝美化为玄学理想中集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君主。其二，在介绍景福殿各个建筑部分时，只要有可能，何晏都借题发挥，不时地插入议论。如在介绍壁画功能时说：“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重华即虞舜。按五德终始说，舜与曹魏同为土德，故当时格外受曹氏尊重。这里何晏于献媚之中借机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其三，赋的结尾，何晏表达了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近似老子笔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的社会。?

　　描写宫殿是西汉以来大赋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前已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品，如司马相如《长门赋》、扬雄《甘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景福殿赋》继承了这类赋的传统做法，从宫殿建造缘起、规模、环境及其内外特点、景观进行了描写，排比铺陈，上下内外，南北西东，依次抒写，不板不滞，颇具功力。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汉大赋“品物毕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模式，写得精练生动；尤其是在宫殿的营造方面，有极精彩的描绘，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作品时有精辟议论，借古喻今，规箴时政，使文章开阖有致，跌宕生姿。全文在写作上采用疏密相间、夹叙夹议的方式，既有写意式的泼墨，如第二段对宫殿的鸟瞰，又有工笔式的精雕，如第三段关于飞檐斗拱的刻画，意到之处气足神完，纤细之处微入毫发，而且议论文字虽多，但却恰当得体，毫无血脉贲张之感，意见于言外，深具情韵，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在魏晋赋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正始九年（24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高平陵政变前十几天，管辂以占卜方式告诫何晏失败之必然，何晏内心非常恐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对方政变的“大罗网”即将撒下的现实，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悲凉情绪写下了如下两首诗：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这是何晏仅存的两首诗，今题作《言志》或《拟古》。这两首诗都运用比兴手法，抒发忧生畏祸之嗟，既是他心理状态的反映，又是对人生处境、人的命运的哲理性概括，诗中明显地流露出进退之间的矛盾情绪，散发着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气息。?

　　第一首谈怎样才能“逍遥”即获得自由的问题，这自然令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的开头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海中的大鱼“鲲”化为大鸟“鹏”，将从北海迁徙到南海。它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高的大浪，而后乘御飙风，直上九万里高空，向遥远的南方飞去。而蜩（蝉）与?NFACC?鸠（一种小雀）嘲笑说：我们鼓翅奋飞，碰到榆树、枋树就停息下来；即使飞不到，也就是掉在地上罢了，干嘛要飞到那么高那么远呢？按庄子的本意，大鹏是“逍遥”即绝对自由境界的象征，蜩与鸠则象征着被狭小的环境所拘囿，满足于卑琐生活的境界。?

　　那么，在这里何晏又是如何看待“逍遥”的问题呢？诗中的鸿鹄即黄鹄，是一种大鸟，古人认为它能一举千里。《楚辞・惜誓》：“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可见其飞翔之高远。这个形象同《逍遥游》中的大鹏显然是相似的，在本诗中有自比之意。但何晏的思路却同庄子不一样。他认为，鸿鹄并非不会遇到危险，也并非没有忧患之心。相反，正因为飞得高，更容易遭遇罗网，因此失去自由，乃至夭折而死。所以，与其高飞远游而惊惧不安，倒不如同其他凡庸的水鸟一样，游息于五湖（这里泛指大湖泊），随波逐流，啄食萍草，反可以逍遥自在。这和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恰巧相反。稍晚于何晏的郭象注《庄子》，对上述寓言作出如下解释：物类有大有小，各任其性、各当其分便是逍遥，故大鹏之远举高飞，同小虫小雀之拘于中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这一歪曲原意的解说，恐怕就是从何晏这里演化出来的，只不过他把何晏面对现实的那一层忧患感给抹杀了，以便为身在官场的士人作理论上的辩护。?

　　第二首以蓬草和浮萍为喻，先说蓬草离根，便身不由己，随风飘传。四海茫茫，道途遥远，蓬草的飘移也永无终极之时。这是感叹人生于尘寰之中，毫无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被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牵制推移，永无休止。然后说但愿如浮萍一般，在小小的清池中获得安宁。可即使得到安宁，也只是暂时的，姑且及时行乐吧，往后的命运，谁又能预料呢？这里流露出来的忧患感、危机感，比前一首更为强烈。?

　　魏晋之际是一个玄学日渐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诗歌创作明显地转向哲理化的时期，何晏作为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这两首《言志》诗，也标志着魏晋诗歌哲理化的开端（稍后的玄学家、诗人阮籍的82首《咏怀》则把诗歌的哲理化推上了高峰）。正是何晏的两首《言志》诗，把他的实际境遇，引申到一个哲学问题：自由的不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在阮籍的《咏怀》诗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如果说要求从传统的社会规范中解脱，追求个人自由，是魏晋时代具有深刻意义的新思潮的话，那么认识到自由的不可能性（即自由意志永远受到现实关系的限制）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粗看起来，这两个命题似乎相互抵牾，其实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在何晏、阮籍等人的笔下，前者多作为抽象的哲学问题来论述，后者则多和具体的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在诗歌中用艺术形象来表现，何晏的《言志》和阮籍的《咏怀》就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当然，何晏、阮籍的纯粹的哲学论述，同他们在诗中对人生处境所作的哲理性描摹，虽存在着共同的出发点，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