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本名王遂河，1954年生，镇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198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近年来致力于纯幻想小说写作，有《浪游者》、《行者小说自选集》、《大化之书》等出版。并有理论、评论文章发表。代表作《一棵变化中的树》（《北京文学》1993年第9期）：描写一棵树的变化，一个揉进了社会生活的虚幻故事。《琴台》（《人民文学》1996年第2期）：描写一个有关自然、人、生活的幻想故事。《阴阳鱼》（《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描写一个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虚构故事。《士兵李一信》（《收获》1997年第3 期）：描写一个有关战争的虚构故事。《大化之书》（《花城》1999年第4期）：描写一个有关宗教的虚构故事。《皇后风物志》（《花城》2000年第4 期）：描写一个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的风俗故事。

　　 一、 对人类精神密码的破译

　　行者的创作是从写实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与人合作创作了历史传记题材的长篇小说《乱世枭雄》和散文集《士兵的青春岁月》。但是，他似乎早就不满足于小说的写实传统，不满足于文学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模仿、复制或者反映，不满足于“写实”。在他的思绪伸向历史的时候，尤其是他解读汉画像石的时候，他感到还应有另外的表达方式，他的另一部散文集《灵石不言》，实际上已经是历史漫游者和精神想象者的“玄思”了。20世纪90年代，他把创作整个转向幻想性写作，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集中地展现出了他对自然和人生，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精神想象。在表现人的精神深度、开发想象力和语言的诗性等方面，提供了其他人和其它作品所缺少的、或者没有充分展开的东西，为文学主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某种参照，预示了文学发展的属于未来趋向的某种信息。 ?

　　人的心灵的秘密，连同宇宙的秘密，极其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几乎已经着迷了。 发现并且展现日常世界的神秘，成为他的创作自白。首先是对人的心中的迷宫――一个神秘世界的发现。从他的小说中常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在现实生活中，“人并非总能明白自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有时无法确定自己是在醒着还是在梦中”等等。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隐蔽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遮蔽的、不确定的有些神秘的世界，这是―个对外在世界的行为最终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所在，一个不加伪饰或者较少伪饰的富有深度的真实世界。这里藏着人的精神密码。它对作家构成巨大的诱惑。行者要它的小说承担的，就是破译和呈现这个精神秘码的“ 神圣”任务。“上帝假借艺术现形于人类”。行者向上帝借来思想的自由，让他的人物作为人类精神的象征，成为能够进行无所羁绊的想象的精灵，在想象中展开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愿望，把人对一系列人性人生根本问题叩问的心理过程呈现出来。也就把主宰人的心灵、居住在人的精神层的“神灵”，在小说中“显形”，行者在小说艺术上所作的最大努力，是对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力求通过对生活的遐想，拓宽我们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精神密码的破译，拓宽我们的心灵空间。他找到了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从而进人心灵世界的途径，梦幻和梦想，这成为他长期锻造的打开精神奥秘的钥匙。他的小说可以说是无梦不成篇。人世的（也可以说是宇宙）种种自然现象与人类形形色色的精神现象，相遇相契，化为玄思，演为幻想、意象、镜象、寓言、呓语、传说、故事、小说，等等，从而成为精神存在。其次，在艺术表现上，梦幻由从属的地位被推到表现本体的地位，对梦幻的表现，不再是心理学家的解析或叙述，而是整体“状态”的呈现。梦幻，不仅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和飞翔的天空，也是小说的空间结构和时间框架。进一步解放想象力，是行者小说最主要的意象。他自己区分过三种想象，而且把它们描述为逐级推进的关系：正常的（写实的）想象-放逐的想象-想象的想象。他把想象的想象说成纯粹的想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创造性想象。正如一位西方理论家说的，它“作为心理开发的直接激发机制是一种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当然是可贵的危险，是获得更大真实性的“危险”。这一点，非常重要，行者小说中的梦幻，并不是模仿、摹写以至复活自然人的梦境，它是作家创造性的想象，行者小说中的梦幻，也不是行者想象力的全部，只是他丰富而奇特的想象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应当说，包括梦幻在内的梦想才是行者解读和呈现人的精神深处秘密的法宝。

　　 二、 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文化代码

　　行者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发掘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在叙事中呈现为一种有意味的物象，这些物象可以是一种事物，也可以是一种动作或一个场景，它们植根于本土文化记忆。在行者的小说集《浪游者》收集的较早的小说《最后一幅作品》里，可以看到小说叙事是这样展开的：“头顶上有两个月亮，两个残缺不全的月亮组成了一个奇妙的文字。这有点像他此刻的这场遭遇。”这篇小说写到自然物象，随之出现了书法家，出现了一些浸含着文化母本记忆的字词：“ 圆满的月亮”、“荒野寒村”、“一树梨花”、“书法”、“宣纸”……等等，这些物象都带有很强的本土文化意味，它们是典型的本土文化代码，它们不仅指涉现时的中原乡土生活，并且暗示着某种复古的文化记忆（例如，和古典诗词、古代野史笔记文本以及古代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有某种关联）。?

　　在他的小说叙事中，经常出现一些自然景观，树木、花草、独木舟、河流、水井、月亮、荒凉的野外、耕作田地和农夫……等等。由于行者小说叙事的特殊氛围，这些典型的中原乡土自然景象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意味。由于叙述的有意强调，这些景物具有“物象”意义，这些物象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涌现出来，它们很明显地预示着与古典文化的联系，它们是古典文本经常使用的物象。尽管这些景象或事物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作家的小说里，但行者小说叙事营造的特殊氛围使其像是一些有意强调的物象。在行者看来：“事物背面沉睡着的超自然的生命被惊醒之后，事物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切都与永恒产生了联系，一切都成为象征。这样做的道理无非是：把物质的东西精神化，把物质从精神中解放出来，以克服物质对人的精神的重压。” （《浪游者》第382页）行者小说叙事中出现的物象，努力在唤醒某种存在敞开的可能性，把自然、历史与文化母本置放于超越性的时空边界，给予存在事物以内在性。?

　　他叙述的乡土生活，总是隐含着相当复杂的文化记忆，它们总是力图与某种文化原型发生关联，《寇家庄》是一篇十分耐人寻味的小说，这篇关于现代乡土生活的小说，像是在叙述一个久远的记忆模糊的传说。他写道： “寇家庄早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在这样一本精心装订起来的手稿内，它仍然是一个很正常的村镇，那些土地、植物、建筑，特别是人，以及人们所构造的一个个荒唐的故事无不在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参见《寇家庄》开头部分）这种叙述像是在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是对早已衰败的旧时代生活的勉强重温。那个行使初夜权的镇长，像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族长，一系列虚拟的和可能的古典文本《女贞子》、《古文大观》、《古诗三百首》、《天地玄黄》、《紫英记》等等，把断裂的历史与记忆折叠在一起，春秀则兼备古代淑女和淫妇的双重特征，在古典文本中，女性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就是祸水般的荡妇淫女。现在，手捧《女贞子》的春秀，则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关于爱欲与权力的文化记忆，在《寇家庄》的叙事中得到一次重新的梳理。对本土文化资源的运用，以及对历史形成的文化记忆的重温，使得行者的小说叙事打开了一个多重可能性的空间领域。发掘寓言性的意指功能，行者的小说叙事总是向着一个无限的形而上世界升越，这尤其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这些小说都是对生活进行寓言式的重写，我们读到的那些日常性的情境描写，它们都指向某些形而上的意念。与传统的寓言有明确的意义不同，行者的寓言指向超验的空间。这是一些关于文学的寓言，关于写作的寓言，或者说是关于写作的写作。?
　　值得指出的是，行者的“寓言”意义并不是一个单―封闭的意义系统，这些寓言意义充满了多变的可能性，与其说行者试图表达某种明确的观念，不如说他力图去质疑和摧毁那些隐含在人们生存观念中的经典意义，那些哲理有些充满机智，有些却荒诞不经，它们以胡思乱想的方式拒绝经典意义，在行者作品中不断出现的― 些梦游者或精神浪游者，他们如同变了形的尼采式的超人，或是改头换面的鲁迅的狂人，他们有着对存在真实性和终极意义的不懈质疑。?

　　 行者的小说以简短抽象或寓言性的特质显示出反小说的倾向，其中不断呈现出的形而上冲动，是对思想和智力的挑战。 从形而上的象征和隐喻领域进入世俗的生活层面，这使他的小说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