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稼生，生于1934年，唐河县人，现任舞钢市文联副主席，为河南省政协委员。他195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与人合作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出席过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后因文招祸,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大山里开荒种树，在极度贫困、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了二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重续文缘，致力于散文创作，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先后出版《海蓝海蓝的眼睛》、《我女儿必经此地》、《杨稼生散文》等散文集，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引起学界关注。他的作品在台湾大型评奖活动中获奖，美国《读者文摘》、《世界日报》等报刊也曾选载和评介他的作品。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独特的人文气质，大体说来，这种独特性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 明显的个人化写作倾向。杨稼生注重抒写个人体验，作品里回响的是真诚的心灵的声音，不是随声附和的合唱与鼓噪。他不为潮起潮落的世态所动，不为清清浊浊的世风所迷，不被坎坎坷坷的生活所屈，不为名利权势所惑，不做媚态，不出媚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心灵，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品格。即使抒写落难大山二十余年的痛苦经历，也淡去了政治硝烟，滤去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喧嚣和尘埃，没有控诉，没有批判，甚至没有艾怨，他只是以恬淡的、细腻平和的笔调，娓娓地述说自己身处逆境时对生命、对自然深切的体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真的是超然世外，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只不过是他写作时，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 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经历进行反刍、消化、高度概括，然后将其化入自己的作品。因此，他的作品里虽没有时代的具体影像，却有时代浓烈的气息，就像一个空间里不见花朵,却有花香一样，在他的笔下，作品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第二，强烈的博爱意识。杨稼生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强调，文学是爱的学问，作家爱世界的方式，不只是责任上、道义上的关心，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独特的 “连心”，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个“忧”字。他笔底的爱有两个层次，一是人际之爱，这其中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亲人的爱和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的爱。父母儿女,邻里朋友，山野樵夫，陌路旅伴，送煤村姑，修鞋老人……他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极易被忽略的平常百姓，执著地挖掘人性中美好的成份，热切地崇尚和赞颂人际中的美与善。即使写到人性中的残缺，他也因爱而宽恕，把写作对象当作病人和受害人来关怀，寄予深切的悲悯和同情。他笔下的爱，说到底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心灵细致入微的关怀，这也许正是时下人文精神所强调的作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关键所在。杨稼生悲天悯人，用散文构筑了一个纯净的不受污染的世界，作品里面跳动着赤心、善心和爱心，浸润着真情，引人崇真、向善、求美。杨稼生是一个思想者，他从多维角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才更像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应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爱的行为中沉思爱，再由爱的沉思走向爱的生活，他一方面不断地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在生活中实践着这种需求。他以质朴的人格、善良的天性维护了散文的真纯，又用散文保护了心中的绿地，人和文得到双向提升，可以这么说：杨稼生纯粹了他的散文，散文也纯粹了杨稼生。?

　　第三，弥漫着悲剧色彩和宗教色彩。尽管杨稼生的散文洋溢着良善、同情、挚爱的情愫，但读杨稼生的散文，却很少有轻松喜悦的阅读体验，总觉得字里行间弥漫着忧郁和悲凉，令人慨叹和心酸。杨稼生历经苦难，虽然他不诉苦，但各种具体的苦难已酿成千种无法言说的苦味，弥漫心间，流溢笔端，挥之不去。苦难的经历又使杨稼生悟出了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不幸。他认为人生不幸生生不息，不幸是人生的本貌，无法回避。个人经历中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大自然不可抵挡的种种灾害，随时将人置于不幸之中。同不幸如影相随的,当然是悲凉和遗憾了。可贵的是杨稼生面对人生不幸，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张开双臂拥抱这个遍地不幸的世界，珍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总觉得自己承接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恩情，自己是承恩者，生活在“大慈大爱”中，怎么努力也不成报应。他说，有多大不幸就滋生多大善良。他正是怀着一颗良善的心、一种负债心理、一种感恩思想去承受苦难。在默默的承受中含悲劝善,他用手中的笔化解不幸，把痛苦化成了美丽，把不幸化成了爱，在这化解的过程中，为自己筑起了一个拯救心灵的精神家园。于是在杨稼生这里，文学已不再是一种供人消遣的玩物，而成了一种拯救心灵的宗教。他说，文学和宗教差不多，都是救心的，首先是作者自救，然后救人。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情。?

　　第四，强烈的平民意识和深刻的自然情结。他这一生使用过两种主要的劳动工具：即镢头和笔。他用这两种工具谋生，这两种工具也塑造了他的心灵。40年前他因文招祸,被迫放下笔杆去大山里开荒种树，度过了22年的“镢头”岁月。对于他来说镢头不是处罚工具，而是他转换生命形式的媒体，藉此，融入民众，融入自然。他一方面沉潜于生活的深处，同牧者、樵者、耕者为伍，品味到了劳动的艰辛、贫困的艰难、生活的坚实，吸纳了沉淀在民间的纯朴，以苦难为粮强壮了精神，并在苦难中磨炼下感知正义、美德和爱的能力，在脱去种种负累，简化到极致的生存方式中看清了存在的本质、生活的底蕴；另一方面，他皈依大自然，与山林为伍，接受大自然的教化，领受大自然的单纯与博大、丰沛与清寂。他用镢头同大自然对话，栽竹种树，把开荒种树当做另一种“读”、“写”的方式，满山的花木不仅亮了他的双眼，也亮了他的心田。他说：“也许是我不读书不作文积存了太多的感情，在大自然中遇上了知音，使我的每个劳动细节都成为‘读’，关闭的文墨感情藉改造自然亲近自然以抒发以呈露。”杨稼生一时忘却了语言，却得以更深、更纯净地进入大自然的语系：“兀自跟泡桐对视，兀自跟竹林对视……冥冥中，觉得我的心灵和大自然是有一种通感情的频道的。这个意念成为我的生活凭藉……我不是感到了而是看见了宇宙大生命的神圣与永恒，而我有幸与这大生命脉息相通，使我沉湎于生命的希望之中，便不再回味也不再细数我曾经为泡桐掘土除草如何辛苦如何伟大了。”当他走出大山重新拿起笔时，手中的笔同20年前相比已是有了质的变化，因为“镢头和笔有血缘关系”（《镢头楔子》）。?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他散文在表现形式上也独具特色。首先是他的散文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作品富于故事性，且情节的展开多用小说套路，章法很精巧，讲究细节描写，许多作品是由一两个细节做核心结构而成。其次是他的散文化大为小，小中见大，即把大体验大感悟化入生活的小场景，在小场景中提炼大哲理，经营大气象，这使他的散文既有生活的实感，又有诗的灵性，既有感性的柔，又有理性的韧。三是他继承了传统的文人语言，同时吸纳了民间语言鲜活的成分，形成了独特的语书风格，清简、质朴、雅致。?

　　杨稼生的散文已抵达妙境。他甘于寂寞，默默作文，以过人的定力抵御种种侵蚀和诱惑。无论人和文，都没有沦入庸俗化的泥淖。在这个商品大潮席卷一切的年代里，他和那些有操守、有良知的作家一样，人和文成为负载某种传统文化精神的舟船。南丁说：“读稼生的散文，能感受到他经过在自然中20多年的陶冶获得的性灵，文字也优雅，是种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