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宾，1941年生，社旗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南阳市宛城区文联，任副主席。一级作家。1995年被命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其作品集《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于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奖。1958年上中学时开始发表作品。1972年，到县文化馆辅导群众业余文学创作。新时期以来，专攻散文创作，陆续在全国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散文八百余篇。?

　　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以短小的篇幅，清新的语言，生动的画面，深情的关注，反映了农村的沧桑变革，农民的心路历程，充满清纯真挚的乡情、乡韵、乡思、乡愁。他的系列纪实散文《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在散文的题材、形式等方面都有较大突破，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他的三十余篇散文被《读者》、《东西南北》、《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书摘》转载；三十余篇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二十余家出版单位编选的全国性散文选集、鉴赏文库、散文年鉴。另有多篇被译为西班牙文、英文，介绍到海外。周同宾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乡间的小路》、《葫芦引》、《铃铛》、《情歌・挽歌》、《绿窗小品》、《唱给文学的恋歌》、《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周同宾散文》（四卷）、《古典的原野》等。在各级文学作品评奖中多次获奖。其中，散文集《情歌・挽歌》获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评论界认为，他的散文内容丰厚，感情真挚，语言凝练，风格质朴，有深沉的历史感和浓烈的泥土气息。多年来，他甘于寂寞，勤于笔耕，终于以丰硕的成果、突出的贡献，成为南阳作家群的骨干作家之一，河南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全国散文界也颇有影响。

　　 一、 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

　　散文是一种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文体，一般而言，它的说话人就是作者自己。而散文家周同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皇天后土》却十分独特――作者并不出面抒情言志，而是把自己放在受话人的位置上倾听百姓话语。在书中向读者讲述自己人生况味的，是99个普通的农民。这是一部口述实录文学，对散文而言，它是一种文体创新。?

　　作为散文，这部书的体式很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短短的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例如《土命》一篇，正文前的小引是：“赵德富，男，七十一岁。一脸皱纹，细而密，丝丝缕缕，结成网状；又如一篇难解的文字，仿佛记录着历史。在他的牛棚里，他边眯眼看着一老一小两头牛吃草，边向我诉说着身世。 ”然后是正文：“我属鸡，生来就土里刨食儿。小时候，我妈叫瞎子给我算卦，说是土命，命根扎在马齿菜根底下。我妈说，庄稼人土命好，本分，不会发，也不会没饭吃。七八岁好玩泥巴，十来岁会打坷垃，十二三岁就会犁地，锄地，赶大车，割庄稼……”小引和正文，一为作家描述，一为百姓言说，一雅一俗，对照起来，很是有趣。口述实录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如1985年初张辛欣、桑晔推出的《北京人》。但是，一般都被认为是纪实小说。采用口述实录方式创作散文，周同宾还是第一个尝试者。?

　　采访中，为了不让农民紧张，以便说出真话，他没有使用录音机，而是在采访后，靠自己的记忆进行复原。写作的动机与方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让农民自说自话，说出原生状态的农民自己”，自己则“只做记录剪辑，不做塑造粉饰”。99个农民讲述自己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倾诉自己的苦恼与悲伤，抒发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这创意十分难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孙，都是从土地中走出来的，但我们却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一步步疏远着土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周同宾表现出自己的超绝。他说：“我出身农家，饥寒困厄中长大，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先天的情感。虽进城多年，却此情不变。” 采访农民，十分艰苦。“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吃苦受累，自不待说。千方百计和农民套近乎，启发被采访者无遮拦地开口说话，无顾忌地袒露心迹，则更不易。有的，守口如瓶。有的，只说套话。有的，看见‘上头’的陌生人就局促得说不成话。往往见面十几人，只有一两人说出了有用的话。” ( 周同宾：《皇天后土》自序。) 足见口述实录文学的创作也要经历沙里淘金一样的艰辛。?

　　《皇天后土》分为三辑。在“悠悠岁月”中，农民们讲述的是生存的艰难；在“茫茫大地”中，农民们抒发的是与土地无法割舍的深情；在“芸芸众生”中，农民们诉说的是对命运的抗争或屈从的阅历。作者很注意对采访对象的选择，99个农民有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同的理想追求，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口吻，个个鲜活，呼之欲出。其中，有守寡熬儿的寡妇（《苦菜》中屈巧儿），有“几十年不知道肉香”的老农（《肉味》中的洪保太），有穷得娶不上媳妇的青年（《西风》中的张成群），他们共同讲述着“活着”的艰辛；有养鳖、种花致富的专业户（《圆鱼》中的吴柱子和《花事》中的恽保存），有一心为公的老模范（《党员》中的张玉兰），也有往鸡嗉子里填石子的贩子（《时运》中的靳春阳），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实践着不同的价值观；有一辈子爱土地如爱自己性命的传统农民（《土命》中的赵德富和《黑土》中的邵金聚），也有离开土地换一种活法的新型农民（《家业》中的杨广茂和《老鸹》中的那个不知名的女人），他们都很有信心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苦也罢，累也罢，心中坦然。?

　　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实录下来的，“必是真心话，正确与否，准确与否，倒在其次”，因此，书中不仅有代表着时代精神的话语，也有跟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声音。如《黄蛇》中的那个阎四，还恪守着越穷越光荣的思想，不思进取，却诅咒已经致富了的邻居。还有《世道》中的那个耿世臣，怀念当年做贫农、斗地主、当干部的日子，对耿四保的发家致富满腹嫉恨。作者对此只作记录，并无褒贬，是是非非，任由读者自己判断。还有一些篇子，在愚昧保守的背后，又透出正直和善良，如《雷殛》中的熊士重和《说鬼》中的姚小六，都很迷信，坚信有鬼神存在，讲的都是身边发生的鬼鬼怪怪的事，但其中不乏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愿望，读后倒不令人生厌。正如作者所言：“旧的与新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在他们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们是这个时期的标本和证明。”周同宾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农民，一个一个写下来，为当代做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档案”。纵观整个文化史，文字中保留下来的百姓话语或曰“弱者之声”实在太少，以致于人们对“倾听与辨析历史人物真实的声音是否可能”也产生了怀疑。为后人留下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的声音，他的这项工作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实录是一种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拱手让出了讲述的权利，却又在尽力捍卫着自己的作者地位。在一般的文学叙事中，讲述人要么是作者本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要么是作者利用虚构手法所假托的某一人物，这个人物既可以是有身份的、参与事件的，也可以是无身份的（隐身的）、不参与事件的。后一种情况，其实讲述人归根结底还是作者，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话语，都是作者的。口述实录就大不一样了，讲述人是作者所面对的被采访者，作者实际上处于受话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是讲述人的第一听众。按说，作者这时已经不能成为作者了，因为不论是内容还是话语，都不属于作者，作者似乎仅仅是记录者或编辑者。然而，在《皇天后土》中，作者依然是作者，因为他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

　　作者不再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不再对人物和事件作判断、发议论，不再显示自己的倾向性，即使这样，作者的隐退也只是表面的。首先，总体构思的把握者仍然是作者。话题的确立，谈话的发动和制动、话语的走向等等，控制人还是作者。99种不同话语的集成者，也是作者。相对于作为素材的人物、事件和作为外在形式的语言来说，构思无疑属于更高层次，它始终制约、驾驭着上述因素。其次，作者放弃讲述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选择权和删节权，作者并没有把采访对象所说的话都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他只选择他需要的那些话，而把他认为不必要和不精彩的部分舍弃。经过删节后又重新组合起来的话语，毫无疑问地会向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靠拢。另外，作者对讲述人语言的局部性的润色，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作者在表面上退出讲述就无视作者的作用。?

　　他笔下的主角，全是普通农民。真正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人物”毕竟人微言轻，因此形成的失重感必须由作家来弥补。因而，他采用了中外口述实录文学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集束式。斯特兹・特克尔的口述实录文学《美国寻梦》由100篇组成，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也是 100篇，他的《皇天后土》99篇。之所以只集入99篇，是因为他不想“写足写尽”，想“留点余地，留点想头”。?

　　如果一篇一篇地单独抽取出来，《皇天后土》中的多数都会显得过于单薄，“但一旦将它们纳入整体，组织起来，每个单篇就会超越原有的局限，从其整体获得生命，成为一个有机的具有自身功能的完整结构” ( 袁基亮：《关于“口述实录文学”的思考》，《当代文坛》1998年第12期。) 。显然，口述实录叙事的功能要靠各篇之间的互补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这句名言用来概括《皇天后土》的结构特点很合适。?

　　 明代著名哲学家李贽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 《焚书・管耿司寇》。) 这话虽说在几百年前，倒像是褒扬《皇天后土》的专论。
本主题由 admin 于 2010-5-9 19:26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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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发表于 2008-12-10 14:44 |只看该作者
　　 二、 全方位透视农民

　　描写农民的作家不少，但这样全方位、大容量以散文为载体，描写一个地域的农民并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唤醒农民、表现他们的爱与恨、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的作家和作品，却不多。让农民自己走上前台，宣讲他们的追求和渴望。周同宾先生创作的散文，为此进行了新的尝试。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创新是成功的，对于读者来说，开阔了新的眼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打破千百年来的那种散文的“启承转合”的旧模式，走出了―条散文创作的新路子。第一，当前农民希望我们的作家去写他们，表现他们。第二，农村、农民这个话题如果同时代的变革结合起来，他们就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主力军，因此，如果以文学的超前性去创作出中国新一代农民，文学就可能真正走出困境。而文学本身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种关注农民的文学，关注农村的文学，一定最具生命力。作家要有生活的基地，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的好作品。周同宾先生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基地在南阳，在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中原大地。他热爱那片滚烫的热土，在他的《浮生踪迹》、《文心春秋》里，这颗滚烫的心仍然是向往着那份真爱。―句话，包括他很多的文论、书信、日记都离不开南阳，离不开南阳的父老乡亲。?

　　他的农民作品，并没有停留在农民本身上面，而是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农民的精神和创造。尽管有不少篇幅是家长里短，但农民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潜在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那就是劳动致富，要学科学，学文化。在他的笔下，都是农民，而且是农村最底层的农民，他们―笑一怒，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都跃然纸上，不只是同作家对话，而且也同读者对话。读周同宾先生的散文，实在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享受。哪怕是一篇只有千把字的文章，故事的主人公也会把我们带进那鲜活的生活里去。这虽然缘于作家文字语言的力量，但真正吸引我们的是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追求与向往。

　　新时期文学的最成功之一，就是有很多反映农民、农村变革的作品，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反映农民的成功之作便越来越稀少了，而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却是越来越突出了。而我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本身却远离了农民。他们不愿意同农民交朋友，即使有部分作家写了农民，也大多是以张扬农民落后的、愚昧的―面为卖点。中国农民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他们确实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谁读不懂他们，谁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周同宾先生将农民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粮食，哪来的以食为天呢?君以民为天，这个“民”，在我们数千年传统农业为主的文化里，也可能多指农民。即使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也始终是我们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文化的进步，是中国能否实现小康的关键。因此，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有责任、有义务去为农民鼓与呼。

　　 三、 简洁凝练的语言风格

　　周同宾是一个散文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他认为“文采的有无，文学的强弱，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散文的成败。明确地说，“欣赏散文，主要欣赏语言”；认为 “时移世易，那些思想、感情可能无多大价值，但风格的语言却永远有欣赏价值”。这种思想指导着他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语言很有个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凝练：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简洁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比如：“五驴他女人，长得洋人儿一样，穿得青菜一样，就是不做活儿，成天这家串串，那家坐坐，东家柿子西家梨，张家婶子李家姨，黄大大，黑大大，说不完的旷话儿。” 一个到处招惹是非说人短长的乡间长舌妇活现眼前。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他很重视民间文艺，说“我喜欢民歌、爱听地方戏和曲艺。我觉得，这些民间作品有着清新质朴的美，有很高的艺术性，是我们耍笔杆的人所创造不出来的”。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影响着他的语言，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比如，《皇天后土》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小序和正文构成的。小序是由周同宾用简洁的语言介绍被采访农民的基本情况及采访场景，语言典雅、规范，充满书卷气，仿佛宋词元曲，蕴藉含蓄，耐人寻味。同时，小序还起到一种道具作用，读罢小序，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会觉得真实可信，亲切可感，很快进入阅读状态。而下文则完全采用农民语言，粗俗、泼辣、直白，是从滚烫的生活中捧出来的火辣辣的农民语言。现代作家徐玉诺曾说中原地区属南阳农民语言最为丰富。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狗见不咬，驴见不踢，鸡见不叫，鸟见不飞，谁见谁耐烦”。这是南阳农民称赞女性的美貌，转化成文人话语可能是《诗经》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者是沉鱼落雁、闭花羞月、倾国倾城这一类古典小说中的常用词；或者是《红楼梦》中描写的争芳斗艳各不相同的美，像林黛玉那种“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美。这是只有文人才懂的话语，老农民不懂，也不需要懂。农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的散文，富有农民特色的语言俯拾皆是。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他曾经专门收集民歌民谣，并且动情地说，这些都是民间的诗。从语言特色上看，他的散文表现出雅俗兼容的艺术品格。他还善于用语言创造意境，表现色彩、明暗和场面。比如：“山头的树林，浓绿中带几分茄花紫；山间的宿雾，洁白中带几分玫瑰红；山坡上那一片片野菊，白生生的，黄澄澄的，由于露水浸润，更显得妩媚、明丽。”仿佛中国的山水画，色彩鲜明，浓淡相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