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取消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申“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林彪、“ 四人帮”一伙乘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首先把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三反分子”，把有成就的大学教授、中小学骨干教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很多教育工作者横遭人身凌辱和伤害。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决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南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更加肆虐。?

　　南阳各级各类学校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从1966年8月中旬起相继建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内有校党委领导同志参加)，取代校党委领导运动。不久，各校红卫兵组织建立，逐渐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被群众组织踢开，党委的领导作用完全丧失，党支部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也陷于停顿。一些红卫兵组织甚至荒唐地开大会、贴布告、开除不同观点党员的党籍。许多共产党员和一般干部因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甚至非常怀疑，而成为这些红卫兵组织的迫害对象。1967年1月，“四人帮”在上海制造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南阳各级各类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随即响应，抢公章，夺印鉴，成立所谓红色新政权，一举夺取并包揽了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这些群众组织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取消了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

　　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并“永远领导学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又一畸形产物。1968年，贫宣队进驻学校后，外行领导内行，官僚主义盛行，广大教育工作者既不服气又不能反对，弄得教师的教学工作无法进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是知识密集、学术性很强的地方，南阳各市、县都有不少工宣队员、军宣队员、贫宣队员自感无力管理学校而自动离开学校。实践证明，基本上不懂或不熟悉学校教育规律的工农兵领导学校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取消党对学校教育事业的正确领导，在教育实践中带来的危害也是极为严重的。在恢复大专院校、中专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广大工农兵学员的革命热情，提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就是要利用工农兵学员挑动学生斗教师，进而取消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正确领导，实行对教师、干部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教师失去主导作用，搞得教学工作无法进行。

　　二、 教师队伍遭到严重摧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浪潮中，林彪、江青一伙任意制造“文字狱”，疯狂迫害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党政干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想方设法把广大教育工作者从政治上搞臭，从思想上搞乱，从业务上搞荒，从生活上搞苦。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发表后，从1966年5月到1966年8月，南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含副职)有800余人被打成“走资派”，有近2 000名骨干教师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968年，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后，南阳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有5 000人，约占全体教职工总数10%左右。各县中小学骨干教师在运动中都有被迫害致死的现象。这种令人发指的严重摧残，使南阳教师队伍元气大伤。

　　下放“五・七干校”或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是摧残教师队伍的另一种形式。在“精兵简政”的名义下，1968年12月到1969年元月，南阳共举办学习班和“ 五・七干校”7所，1 500余名教师先后入校接受“劳动改造”，一批教师和学校领导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6 000余名教职工列入编外人员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林彪的所谓“第一号令”下达，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命令城市疏散人口。南阳所有大专院校、中专学校的教职工(包括老弱病残)，又被分别赶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这样，反复让知识分子丢弃知识和技术，荒废学业和业务，无休止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断“斗私批修”、“改造思想”，严重涣散了知识分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心，对教师队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出笼后，南阳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又从“改造”对象下降为“革命”对象。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公然把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反革命、走资派、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等列在一起，称为“臭老九”，当成“革命”对象，极尽迫害、凌辱之能事。“四人帮”还把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各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称作“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许多人是“精神贵族”、“修正主义苗子”，从教师队伍中分批开除。南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开除中、小学教师38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教学上做出成绩、在运动中有反对“文化大革命”言行的优秀教师。?

　　 1973年11月，“四人帮”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大做文章，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一股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浪潮，给南阳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各地中小学一时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一些学生“造反”矛头直指班主任教师，认为批判教师就是“反潮流”。当时，一般中、小学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严重，学校门窗玻璃90%被砸坏，师生对立加剧，教师被任意冲击，绝大多数教师“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发生后，罗长奇、杨天成被逮捕判刑，刑满后仍被长期关押。各县、市掀起查“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和“罗、杨式人物”的运动，广大教育工作者得不到起码的人身安全和法律保障，许多校长、班主任教师被打成“罗、杨式人物”、“复辟回潮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和处分。不少地方的教师遭到学生和社会上流氓分子侮辱殴打也无人处理。“四人帮”掀起批“师道尊严”的阵阵恶浪，严重摧残了南阳的教师队伍，给南阳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三、 各级各类教育受到重大挫折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南阳教育事业的停滞、倒退与混乱。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长期停滞不前；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大部分被停办，濒于毁灭的边缘；普通中学的“发展”严重失控；中、小学两败俱伤。由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所带来的思想混乱，教师不敢教，学生不能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败坏了社会风尚，危害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71年6年间，河南省及全国高等院校长期停止招生，南阳地区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随之而来的人才断层，极大地影响了南阳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南阳地区各项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致使南阳地区的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高等教育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采取推荐招生的方式，所招学员文化程度低，再加上这时的高等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毕业后返回本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质量普遍较低，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举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根本不具备大学的办学条件，生源素质也较低，对南阳地区的教育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贡献。南阳地区中等专业学校损失更为惨重，1969年到1971年全区80%中专和技校被砍掉，被砍的中专学校和技术学校，校舍被工厂、机关、军队占用，学校财产损失殆尽，师资大多离散、转行，新中国成立17年来南阳已经初步形成的有一定规模的中专、中技教育事业就这样毁于一旦。?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南阳地区各市、县普通中学的“发展”严重失控。“文化大革命”前，南阳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农业中学发展很快，中等教育结构比较合理，基本上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1965年，南阳高中阶段中等教育在校学生9 400人，其中普通高中学生为7 200人，占学生总数的76.6%；中专、技校、职业学校、农业高中在校生为2 200人，占学生总数的23.4%。南阳初中阶段中学在校生总数为4.65万人，其中普通初级中学在校生为2.55万人，占总数的54.8%；农业初中、工读初中在校生为2.1万人，占总数的45.2%。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盲目发展普通中学后，到1978年，高中阶段中等教育在校生总数达 10.7736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为10.5165万人，占总数的97.6%；中专和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为0.2571万人，仅占总数的2.4%。初中阶段中等学校在校生为43.48万人，其中99%为普通初中在校生。中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和结构的单一化与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停止发展，使南阳教育事业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矛盾，遭受重大挫折。?

　　首先，中小学师资力量极度削弱。由于普通中学数量猛增，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锐减，只好高中教师从初中选拔，初中教师从小学选拔。“层层选拔”的结果，使绝大多数高中教师中有名无实，同时也拖垮了初中和小学。这种人为的恶性循环使许多初中和小学甚至高中，只好大批招用城乡知识青年到学校任教，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各市、县急剧膨胀。到1978年，全区共有中学专任教师70 517人，其中民办教师竟达4.7万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67%。小学民办教师占小学教师总数的90%。民办教师中学历最高者仅为高中毕业，绝大多数民办教师为高中毕业以下学历，致使全区高中教师队伍中学历不合格率达90%。初中、小学民办教师比例过大，造成南阳中小学教师合格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中毕业生教高中、初中毕业生教初中成为这一阶段的普遍现象。由于教师素质低下，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其次，由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中等职业教育被砍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到1976年，南阳有5万余名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70余万名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山区接受了磨练，从灾难中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为开发、振兴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单一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他们到高一级学校深造的机会，不仅不利于初、高中毕业生健康成长，而且对社会、家庭、学校教育都带来很大冲击，酿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大多数知识青年实际上并不适应在农村的蹉跎岁月，他们彷徨、苦闷，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再次，砍掉部分中专学校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盲目发展普通中学，造成中级专业人才和熟练技工的奇缺现象，成为南阳地区人才巨大断层的重要方面，严重影响了南阳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建材、石油、邮电、铁路、公路、桥梁、机械、电子、化学、应用文科等社会急需学科，长期没有中专生、技工生，使南阳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受专门教育的人才来实现的。人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承担者。十年动乱对南阳教育的破坏，用生产力标准衡量，实质上是对人才生产的破坏。南阳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起码少培养5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南阳教育事业这一重大挫折的消极影响将是长时期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