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给南阳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是南阳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次大倒退，也是南阳教育事业的一场深重灾难，教训极为深刻。

　　 教育界的“文化革命”

　　 一、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 贯彻《五・一六通知》，工作组进驻学校

　　 1966年，正当南阳地委领导全区人民，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三五”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南局和河南省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决定立即在中南地区和河南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要求正在进行“四清”的地区和单位，首先解决“文化革命”问题。?

　　根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的决定，南阳地委于6月5日分别召开南阳地、市直机关干部大会和南阳第一、二、三高中师生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关于开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6月6日至10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在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决定，“向文化革命的重点单位、学校和文教部门派驻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斗倒斗臭”；地专直所有机关单位、全区县级以上大中专学校和南阳市初中以上学校普遍进行“文化革命”；全区小学一律采取派“四清工作队”和“教师集训的办法解决问题”。这次会议，完成了南阳地委领导全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会后，“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区展开。?

　　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领导运动；一方面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发动群众，组织“左”派骨干队伍，对所谓“反党黑帮”、“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四清”运动的做法，虽然阻止了无组织的乱揪、乱斗现象，却也伤害了一批教师和干部，造成部分教师、干部、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的社论，诱导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这与前一阶段工作组站在多数师生员工一边，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格格不入。学校里也逐渐分化出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和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双方矛盾日趋明显、激烈，驱赶工作组事件时有发生。7月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28日，南阳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进行调整。9月4日，南阳地委撤出派驻各校的工作组。为更及时准确地了解运动的动态，南阳地委向各校派出联络员，帮助建立各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依靠“文化革命委员会” 继续指导运动的开展。?

　　 （二）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异常迅猛地开展起来。?

　　 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掀起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狂潮。随之，南阳地区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建立。他们四处串联，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旧事物肆意破坏。9月5日，南阳地委在南阳第二高中召开“炮打司令部”动员大会。会议规定：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在运动中不得参加本单位负责领导运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要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实际上是让领导干部不要再去领导运动，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由此，使不少开展运动的单位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日益混乱。?

　　 （三）工宣队、贫宣队领导学校?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从此，南阳地区城市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农村中、小学派驻贫宣队，并宣布各级各类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一律归工宣队、贫宣队掌握，工人、贫下中农“永远领导学校”。?

　　工宣队、贫宣队领导学校，最初在制止武斗、消除派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大、中学校毕业生分批上山下乡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掀起，绝大多数大、中专毕业生，高中、初中毕业生，甚至一部分小学高年级毕业生，都离开学校上山下乡，被称为“红卫兵运动大转移”、“革命革到红卫兵头上了 ”。之后，工宣队、贫宣队在学校的积极作用完全消失。南阳专区大中专院校1966、1967、1968届(即老三届)毕业生从1968年到1969年分三批被送到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其中还有10%的毕业生下乡插队或下厂劳动改造。城镇高中、初中老三届毕业生大都被送到各地农村插队，内有小部分学生留城到街道工厂“接受再教育”。至此，“文革”初期的大动乱基本结束。

　　二、 “教育革命”的推行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同志希望通过“斗、批、改”和“教育革命”进一步结束“文革”初期的“全面动乱”，并实现“天下大治”。但是，由于“斗、批、改”和“教育革命”本身脱离实际的“左”倾目标，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加剧，“天下大治”的愿望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实际上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和惊心动魄的斗争。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把广大教师和学生当作改造的对象，过多地强调劳动实践。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与简单的体力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成了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服务。1968年9月，南阳地革委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近 10万名中学生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随后，又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农村，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南阳18 000多名教师在1个月内回到了各自的家乡，打乱了教师队伍的合理配置，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事业心，造成了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学生不能在学校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致使国家建设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一） 大学、中专招生与开门办学 ?

　　大学招生首先是从“七・二一”大学开始的。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日报》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全国部分普通高等学校继“七・二一”大学之后终于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河南省从1972年起恢复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南阳地区有300多名工农兵学员被录取入学。与此同时，国家重点院校在南阳录取 126名学员，军事院校招收南阳学员26名。当年，南阳师范学校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250名进入学校学习，学制2年。工农兵学员主要来自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内有相当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也有部分学员年龄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仅具小学毕业水平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入校学习的。选拔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大学本无可非议，但把这种招生方式绝对化，完全违背了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学员“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一年比一年厉害，致使大学办学水平大幅度降低，三分之二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达不到大学毕业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期，南阳各级各类学校“斗、批、改”和“教育革命”的重点之一是“开门办学”。中、小学普遍否定以教学为中心，鼓吹以生产为中心，频繁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无休止的生产劳动，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大中专院校在“开门办学”的口号下，先是搬迁到农村搞“斗、批、改”，开展“教育革命”实践。工农兵学员入校后，又把“开门办学”归结为“请进来”和“走出去”，把“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作为“教育革命”的方向；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老贫农进入学校讲坛为学员授课；再组织工农兵学员“走出去”下厂、下乡拜工农为师，向工人、农民学习。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知识，被视为关起门来搞“智育第一”。这种把“开门办学”绝对化，当做教学的惟一模式，既破坏了科学的专业教育体系，又打击了广大教师，否认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导致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二) 小学严重削弱和中学盲目发展?

　　早在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建议信，作为农村小学在“斗、批、改”中的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1969年南阳地区农村小学随即普遍推行“侯王建议”，宣布农村小学(包括部分农村中学)一律下放到生产大队办，公办教师绝大多数被退回原籍，由贫宣队就地重新选用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由大队统一记工分。相当一部分小学教师(包括部分中学教师)被迫返回原籍，停发工资后生活普遍得不到保障，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村中、小学校教师的感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恶果。特别是在经济贫困的西峡、淅川、内乡、南召等深山区，外籍公办教师被赶走后，中、小学师资力量损失惨重。直到1969年7月，由于广大教师和干部的坚决抵制，“侯王建议”才在南阳停止执行，各地也先后恢复了农村中、小学公办教师的正常待遇。盲目推行 “侯王建议 ”给南阳农村小学带来了一场严重灾难。1969年秋季，教师严重不足，中学从小学抽调教师，小学从知识青年中选任民办教师，甚至聘任民办代课教师，教师素质严重下降。?

　　此后不久，南阳地区不少地方提出“上小学不出小队，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盲目发展口号，不切实际地大量新增普通中、小学。《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刊登了全国各地发展中、小学方面的“经验”。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也对上述口号和“经验”大加推广。于是，许多农村小学都附设初中班，称为“戴帽中学 ”，初级中学附设高中班，有的小学甚至戴上了高中的帽子。在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方面，各地几乎将所有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中学及技术学校改办成普通中学或普通高中，公社原有初中一律改为高中，使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发展严重失控。到1969年，全区小学由1966年的4 160所增加到5 616所，在校生由1966年的702 044人增加到896 948人；高中由1966年的14所增加到110所，在校生由1966年的7 241人猛增达16 373万人；初中由1966 的241所猛增到1 715所，在校生由1966年的46 546人猛增达154 146人，是1966年的3.3倍。虽然在初等教育的普及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小学的师资、校舍、设备被中学挤占的现象十分严重，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到初中任教，初中骨干教师被抽调到高中任教，小学民办教师队伍急剧膨胀。“层层拔高，层层无骨干”，造成中、小学师资队伍两败俱伤，教育质量迅速下降。?

　　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明显降低除师资队伍严重削弱的原因外，盲目缩短学制，随意改变课程教材，大力提倡“开门办学”，取消所谓“管、卡、压”等合理规章制度的“教育改革”，把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批判为“智育第一”等，也都是教育质量明显降低的直接原因。南阳从1968年秋季开始，全区小学学制一律改为 5 年，初中学制改为2年，高中学制改为2年，中、小学学制共缩短3年。同时，违背教育科学的一般规律，断然废除新生入学、升学、毕业等考试制度。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学取消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合并改为“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合并改为“毛泽东思想课”；课程的教育内容主要以“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原理和毛泽东著作为主要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本来已经形成的中小学管理规章制度、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学生守则，被批判为“封、资、修”教育制度，是对学生的“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管、卡、压”，一律予以废除，用“阶级斗争”、“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口号取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结果造成绝大多数中、小学毕业生名不符实，文化科学知识水平远远达不到中、小学生应有的毕业水平。?

　　 （三） 推广“朝农经验”?

　　辽宁朝阳农学院在农村分散办学，教学从农村需要出发，学员社来社去，本来是早已有之的一种教学形式，算不上什么创新。1974年12月，“四人帮”在 “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别有用心地将“朝阳农学院经验”加以“提炼”，使之绝对化，树为高校进行“教育革命”的样板，称朝阳农学院是全国高校发展教育事业的惟一方向。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提出：“学朝农，找差距，迈大步”，“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办成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学校”。此后，南阳和全国全省一样，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1975年南阳大、中专院校在学习“朝农经验”的运动中，强调工农兵学员 “哪来哪去”，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倾向。像朝阳农学院那样举办各种专业班，延长农忙假，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文科以社会为课堂，只开办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专业，彻底改变教材教法，除了政治上更“左”以外，教学质量只能急剧下降。各县也开展了“学朝农”、“学大寨”活动，高中学生成了搬运工，学校大办工厂，严重破坏了教学秩序，极左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普通中专、中小学教育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方城、南召、淅川、桐柏等县征用农民的耕地或到荒山丘陵地带去办所谓朝阳农学院式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五・七”大学。这些学校的教师主要从本地中、小学抽调，学员来自农村群众，中、小学教师队伍则被严重削弱，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大量增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三、 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及其影响

　　 1971年4月2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制定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什么“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为了推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四人帮 ”颠倒黑白，否定基础理论，又在教育战线上蓄意掀起“反回潮”运动。1971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排除多方面的困难，做了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在教育方面，针对“左”的错误，他提出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南阳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师生深受鼓舞，认为这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从1972年开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各地教育事业都出现一些新气象。对此，“四人帮”公然竭力反对，立即掀起批判基础理论的恶浪，妄图打倒周恩来，目的是要全面夺取最高领导权。“四人帮”把1972年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转机诬蔑为“回潮”、“右倾复辟”，以此来否定周恩来建议和讲话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各级学校再度出现“反回潮”、“批智育第一”的风潮。 1973年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文化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捧为“反潮流英雄”后，南阳更是刮起了否定文化知识学习、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

　　在“反右倾回潮”中，南阳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1973年7月，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张玉勤，由于受“读书无用论 ”的影响，各门功课考试都不及格，在英语期末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考卷背面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班主任杨天成立即找她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性，并让她在班上做检查。张玉勤拒绝做检查，校长罗长奇7月12日在全校不点名地批评了她。张玉勤当日离校后没有回家，至14日才在张玉勤家附近的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1973年9月，南阳地区革委会文教局和唐河县革委会文教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到马振扶公社中学进行调查。调查组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该事件错误地上升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严重恶果”的高度，把南阳教育战线上的纠“左” 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声称“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求地委将《调查报告》批转全区各级学校，以“刹退这股右倾回潮妖风”。1973年10月 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组织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但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所谓《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被“四人帮”在河南的爪牙获得，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认为是攻击周恩来总理、反击所谓“右倾复辟”势力的绝佳材料，便蓄意大作文章，高呼“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 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背着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直接到马振扶公社中学“调查”。1974年1月31日，“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盗用中央名义，转发了迟群、谢静宜炮制的所谓“现场调查报告”(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随即，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情况上报，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河南省委接到中央文件后，当即派30名干部在马振扶公社中学举办大型学习班，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1974年2月，有关部门又做出逮捕法办马振扶公社中学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的决定，均判处有期徒刑2年。河南省委还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5号文件办公室，组织各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到各地、市、县检查、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情况，全省一大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之被打成“复辟典型”。仅唐河县就被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全国教育战线也很快掀起了落实中央5号文件，揪“ 罗、杨式人物”的迫害狂潮。江青派迟群、谢静宜到唐河调查和中央［1974］5号文件下达后，河南省委立即发出［1974］9、10号文件。南阳地委根据省委的错误部署，再次向学校派驻工(贫)宣队，对全区学校进行整顿，大抓“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许多教职员工遭到批判，学校刚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再次被冲击，教育战线陷入一片混乱。一时造成全区中、小学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纪律松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现象屡见不鲜，学校秩序一片混乱。绝大多数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核，教学质量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