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4 短消息 2005-07-0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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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著作)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地位更为突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显著。诸葛亮选择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ttysQ - 一、武关道与南阳的交通地位 GBPo8L" 9 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 I=`U7Bis" 《史记・秦本纪》记录了秦穆公以五领羊皮赎还贤臣百里奚的故事：“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大夫。”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北。百里奚“亡秦走宛”，很可能是计划由宛北上回乡。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由今南阳地方通往秦地和洛阳方向的道路都是畅通的。 / "P%` C 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伐楚，攻破楚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大夫申包胥由武关道奔秦告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五年》载，秦师“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史记・秦本纪》载：“（秦哀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师”和秦军出援均经行武关道。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予楚粟五万石”[1]（《秦本纪》），大约动用2000辆车，这次大规模的运输行动，也是通过武关道实现的。此外，秦楚之间王族婚姻关系的缔结，双方“迎妇”，秦女东南行临江汉，楚女西北至于渭水，也都应当经由武关道。楚怀王人生悲剧的演出，武关道也是重要的舞台①。陕西蓝田蓝桥河发现的古栈道遗迹，许多迹象表明，可能是先秦重要交通道路――武关道的遗存[2]。 yb/_zE/ 秦统一战争中，以强大军力控制了武关道，于是形成了对楚地的严重威胁。“（秦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秦军占据南阳地方，进一步打开了东进的通路。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②。“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1]（《秦本纪》）。宛，在今河南南阳。鄢，在今河南漯河西。穰、邓，在今河南邓州市。秦王政即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1]（《秦始皇本纪》）。在灭楚的战役中，秦军主力已经未必专行武关道③。然而南阳交通四方的便利条件必然被充分利用。 [1Qo#w1 秦始皇东巡，曾经多次经行这条道路。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游至郢陈”；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之衡山、南郡”，“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行至云梦”[1]（《秦始皇本纪》）。郢陈，在今河南淮阳。云梦，在今湖北潜江、沔阳一带。除了“自南郡由武关归”的明确记载外，“游至郢陈”以及“行至云梦”，也都可能由武关道而行，途经南阳。 ek*r p`y] 秦末，陈胜起义军曾经有由南阳入武关进取关中的计划，不过这一计划最终被挫败。《史记・陈涉世家》：“初，陈王至陈，令人宋留将兵定南阳，人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刘邦军就是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的。在项羽与秦军主力艰苦相拒，血战中原时，刘邦却率军迂回经由南阳地区向西北进军，抢先控制了秦政权的重心地带。刘邦军在西向途中没有遭遇秦军主力，进取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后，缴获了充足的粮储，又从宛、武关、蓝田一线进军，兵锋直指关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都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据《史记・高祖本纪》，对于宛地的策略，因张良的建议有正确的择定。南阳守舍人陈恢请降时所谓“宛，大郡之都也”以及得宛则“足下通行无所累”等语，都说明了南阳的交通形势④。 Ng2twfSl$ 楚汉之争的最初发生，刘邦也有由武关而南阳的军事行动。《史记・高祖本纪》写道：“汉王用韩信之计”北定关中之后，“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关于王陵在武关道和南阳的活动，裴《集解》：“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又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刘邦军在荥阳被项羽军击败，退回关中休整之后再次东进，其主力选择了由武关道进军南阳的路线。《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关于楚汉在南阳作战的情形，司马迁记述：“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 n二、东汉南阳政治地位的提升和交通作用的增强 王莽专政时期，曾经有将行政中心向东方迁移的意图[3]。这一决策，其实是适应了全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东移的形势的⑥。 据《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⑦，南阳被看作特别行政区域。又《汉书・食货志下》：“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南阳又被看作具有特殊地位的经济都市。其“南都”地位的形成，已经预示此后南阳将作为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交通的重要联系点。 翟义起兵时，王莽除发七将军率军镇压外，又以重兵屯卫战略要地，其中南阳是防卫的重心。《汉书・翟义传》记载，翟义兵起，王莽大惧，“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野将军屯武关，羲和红休侯刘歆为扬武将军屯宛，太保后丞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屯霸上，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备”。屯军7处，4处在关中。其余除函谷关外，即武关与宛。由此可见王莽对南阳地方的重视。“横野将军屯武关”，“扬武将军屯宛”，动机正在扼守武关道。可知南阳地位之重要，主要基于交通条件的考虑。《汉书・王莽传下》所谓“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时析宰将兵数千屯亭，备武关”⑧，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形。 EQ'iyXhEe 范晔在《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论中，说到东汉前期“功臣专任”⑨、“南阳多显”⑩的政治现象。所列“功臣之次”，32人中，竟有13人出身于南阳地方。这些刘秀政治军事集团的中坚，其中有些本身就是豪族，或者和豪族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刘隆“南阳安众侯宗室也”[4]（《刘隆传》），李通 “世以货殖著姓”、“居家富逸，为闾里雄”[4]（《李通传》），邓禹“豪赡”[4]（《李王邓来列传》赞），任光“为乡啬夫”、“冠服鲜明”[1]（卷 646引《东观汉记》），吴汉“所至皆交结豪杰”[4]（《吴汉传》），都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6]（P186―187）。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世以货殖著姓”“所至皆交结豪杰”这些与交通行为有关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 ,S E5W2a] 刘秀及其政权的统治阶层本来就属于豪强地主集团，当政后凭借其政治权势，更为变本加厉地搜括土地，占夺人口。《后汉书・刘隆传》记载，因检核垦田数而发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当时，天下垦田多不如实统计，又户口年纪也互有增减，豪强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虚假数字，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建武十五年（39年），汉光武帝刘秀颁布诏书，下令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执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优遇，当时官场有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说法，这正是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可见南阳在当时居于仅次于首都的特殊地位。 y`wTw/5N 体现南阳地区交通条件的资料，有东汉诸帝多以南阳为出巡目的地， 多次临幸南阳的历史记录。 F%@( $f 刘秀平定天下后，建武十七年（41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十九年（43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4]（《光武帝纪下》）。 y}*rRm.: 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冬十一月，征淮阳王延会平舆，征沛王辅会睢阳。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4]（《明帝纪》）。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有差。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还，幸宛。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赐从者各有差”(11)。汉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4]（《和帝纪》）。 N|K,{p^li 据《后汉书・崔传》：“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笥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东汉文纪》卷一○记录了其《南巡颂序》：“建初九年，秋谷始登，犹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嶷，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惟休蒸之鸿德，允天覆而无遗，壮云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 张衡名作《南都赋》也有关于“真人南巡”的辞句：“于是乎鲵齿眉寿，鲐背之叟，皤皤然被黄发者，喟然相与歌曰：‘望翠华兮葳蕤，建太常兮。驷飞龙兮筚筚，振和鸾兮京师。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岂不思天子南巡之辞者哉！遂作颂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据彼河洛，统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12)所谓“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可以作交通史料读。 显然，南阳交通条件必须具备可以频繁通过皇帝乘舆车队的能力。通过所谓“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以及“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等，可知皇帝巡临南阳，当会促进这一地区交通设施建设优越于其他地方。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据李贤注，“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4]（《灵帝纪》）。 “八关”中的伊阙关、大谷关、辕关都在洛阳南面，可知洛阳与南阳间的交通受到特殊的重视。 //cj$}Rn! 《南巡颂序》所谓“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说明了南阳交通与其他地区交通系统的关系。南阳与其他地方的交通关联，还可以通过南阳商业的繁荣和南阳商人的活跃得到体现。司马迁关于“夏”地和“宛”地风习，有“好农而重民”，“加以商贾”的评价，又说：“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1] （《货殖列传》）班固对南阳的重商风习也有记录。他说，南阳“其俗夸奢”，“好商贾”，汉宣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于是又有“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的赞叹[7]（《地理志下》）。其实，东汉以来，南阳“好商贾”的乡土风习更为炽盛。张衡《南都赋》所说当地 “宝利珍怪”，应是南阳输出的主要商品：“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铅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青丹粟。太一余粮，中黄玉。松子神陂，赤灵解角。” }MAQhXI^O| 反映南阳商运状况的比较突出的史例，又有贾复从事盐运经营的故事。《后汉书・贾复传》记述南阳冠军人贾复事迹：“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贾复主持的“迎盐河东”事，应是政府行为，与一般民间贩运不同，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南阳与河东的交通联系。而张家山汉简说到的盐运“济汉”即很可能出产于河东的食盐满足汉水以南需求的运输活动[8]，应当也是经过南阳地方的。 D|m6gP;P 《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写道，卫飒任桂阳太守， 以中原文化为基点移风易俗，“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茨充的故事，可以说明南阳曾经是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南方传布的中继站。 m<)0 XE 6w 南阳在交通方面的显著作用， 还突出体现于在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曾经成为南下移民运动的重要的转徙中心。三、作为信息中心的南阳和诸葛亮的选择 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民人流亡，百无一在”[9]（《魏书・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小民流移”[10]（《天文志上》），往往“避乱江南” [4]（《循吏列传・任延》）。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其中往往有渡江而南者。永初初年实行“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的政策[4]（《樊准传》）。通过所谓“令百姓各安其所”，可知流民向往的安身之地，亦即民间自发流移的大致方向，本来正是“荆、扬孰郡”。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一次激起以江南为方向的流民运动。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中原人口向江南的移徙，是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文化史的重大事变。 由“荆、扬”之说，可知中原士民南迁目的地有两个大略的区域方向，即： 1.江汉平原―江南荆州地 2.江淮平原―江南扬州地 我们可以根据《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资料， 分析两汉分属“荆、扬”的丹阳等十数郡国户口的变化（见表1、表2）。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扬州地方有两个郡户口出现负增长，总的增长率也明显低于荆州地方。而豫章郡接受移民数量突出，户口增长率达502.56％和374.17％。户口增长率最为惊人的是零陵郡，达到 906.47％和618.61％。长沙郡的488.58％和 349.22％，桂阳郡的380.21％和220.41％，也显示增长迅速。户口的增长，自然有山地少数民族逐渐入籍成为编户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来源是南下的中原移民。这一现象，通过户数增长超过口数增长的情形也可以得到反映。而南阳作为荆州最北的一郡，户口增长依然可观。最终以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为定居地点的来自黄河流域的南下移民，其实应当都经过南阳郡，利用过南阳郡的交通条件，有些移民也可能曾经在南阳地方居留。南阳是经受移民浪潮冲击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枢纽，这里也很自然地成为联通各地的信息中心。 SK f9 yS# 表1 荆州西汉户口变化表 元始二年 永和二年 增长(%) x +Vp& 郡国 户 口 郡国 户 口 户 口 dw{L,u`68 南阳都 359316 1942051 南阳郡 528551 2439618 47.10 25.62 $ 1 南郡 125579 718540 南郡 162570 747604 29.46 4.04 H]e%8w)) 0 长沙国 43470 235825 长沙郡 255854 1059372 488.58 349.22 +~~FfIzf# 桂阳郡 28119 156488 桂阳郡 135029 501403 380.21 220.41 H c .r/ 零陵郡 21092 139378 零陵郡 212284 1001578 906.47 618.61 Br w-"tmx 武陵郡 34177 185758 武陵郡 46672 250913 36.56 35.08 .xJW=G{/ 合计 668597 3597258 1399394 6265952 109.30 74.19 .48Csc- d+ FS ]Tmx;[D 表2 扬州两汉户口变化表 元始二年 水和五年 增长率(%) D0T0Km/" 郡 国 口 郡国 户 口 户 口 aH@Ux?-} 丹阳郡 107541 405171 丹阳郡 136518 630545 26.95 55.62 E,"?RbG 九江郡 150052 780525 九江郡 89436 432426 -40.40 -44.60 FP M@%U 庐江郡 12483 457333 lPcp 1 7U 庐江郡 101392 424683 -37.70 -33.22 N>, `l 最后更新：2023-08-09 21: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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