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者商榷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襄阳说”的主要依据就是东晋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也正是这个说法，后被《水经注》、《三国演义》等广为引用、添加，遂成为“襄阳说”的核心依据，将之视之为“能否论证襄阳隆中汉末属南阳郡，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诸葛亮躬耕地是南阳还是襄阳之争的焦点。”“襄阳说”认为，诸葛亮说自己“躬耕南阳”中的“南阳”应理解为“南阳郡”，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隆中为诸葛亮的躬耕地，所以，南阳就是隆中。而“南阳说”则认为，史载南阳、南两郡以汉水为界，隆中位于汉水南岸，故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可能包括隆中。 

 

    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笔者在《用科学的态度去解析诸葛亮躬耕地》一文中曾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讲到：“就魏晋南北朝疆域与政区论，其研究难度可谓极大。疆域大多伸缩不定，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即以政区而言，昔童书业先生撰《中国疆域沿革略》时感叹道：'当时(东晋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 从三国到隋的这段历史，10个朝代都是乱世短命王朝，史料混乱且缺乏。加之明清以前，地方志的编修尚未开展，故研究汉末一县之状况，找到县治故城已属不易，确定其辖境更是难上加难之举了。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着《北周地理志》十卷（上下两大册1156页）时提到了10大困难。他清醒地指出，历代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多是“度属自我，割隶从心”，不少是“想当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轻易下结论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我也知道研究这个问题是个吃力不讨好，很可能是个没有什么结果的的事情，但为了使诸葛亮躬耕地的研究更科学、更理性，避免以讹传讹，试将有关今隆中地区东汉、三国时期的归属作一梳理，以见教于关注此事的学者和广大读者。 

 

 

    一、南郡、南阳郡以汉水为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着）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 《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在汉之阳”。 《晋书》地理志：“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 的记载也明确了这种观点。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所以，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自秦汉时以后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异议。 

 

    秦之设郡，多以地形为要，《易经》说：“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史学家郑樵也认为：“地理之要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易，山川千古不易，是《禹贡》之国，至今可别。”所以，秦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央王朝统一的行政区划编制，在划分地域，设置郡县时，在考虑各地历史、人口、经济的各种情况的同时，较充分地考虑了自然条件，使行政区尽可能地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如在渭河平原置内史，珠江三角洲设南海郡，太原盆地置太原郡，南阳盆地置南阳郡，汉中盆地置汉中郡等。加上秦统一中国时，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划分天下三十六郡时，只能以人口的多少和主要的山川做为依据，没有时间考虑到复杂的地方利益等关系。故秦设南郡和南阳郡时，以南阳盆地的边缘和南襄通道附近的汉江做为分界是很自然的事，不可能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设南郡时，独独留下隆中这么奇怪的一块地方给六年后设立的南阳郡。所以，秦时今隆中属南郡应是不争的事实。 

 

    南阳郡春秋时是吕、申两国地，后被楚文王所灭，先设宛邑，因地名宛而得名，楚悼王时期以今河南南阳为中心的南阳盆地设置宛郡，楚以此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宛，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又反映了它的生态环境，其义“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 “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在宛郡的基础上秦“初置南阳郡”，南阳郡的设置也是以南阳盆地为基础的。 

 

    南阳盆地又称南襄盆地，其自然地理范围位于秦岭、大巴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西，北界是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其南界西段是荆山山脉延伸到汉水南岸的余脉万山，东段是襄阳与大洪山北麓并沿大洪山、绿林山主脊一线向东南交与江夏郡，襄阳城与荆山余脉万山北临一段东西向，长约一百余里的汉水。盆地中部为海拔80－120米的冲积平原，内有唐河、白河、丹江等主要河流，纵贯中部，南入汉水。周边的山脉恰好把这块地方给围了起来，从而形成了盆地。但细看南阳盆地，虽四面环山，但南界襄阳附近的荆山余脉万山和大洪山之间却有一个缺口隔汉水与江汉平原相连，自古称为“南襄隘道”，是南北交通孔道之一。春秋战国时就开通的伊阙道就是洛阳南下宛、襄到达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另外，由长安经武关到宛城的秦楚驿道也是向南通过南襄隘道到达江汉平原的。所以，“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其实指的就是南襄隘道这一段。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江汉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人伊洛河谷；​​其北、东面山地罅漏甚多，由三鸦路和鲁阳关可以进入中原腹地。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李纲所论是著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深。 

 

    南阳郡初设时，汉水北为邓县（辖境约相当于今襄阳县汉水北部分），属南阳郡。汉水南为县，后又在其西北设立了伊庐县，西汉时改名中庐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南漳县北部和襄阳县汉水南部分），又新设襄阳县，属南郡。西边为房陵县（辖境约相当于今保康县、房县）属汉中郡。 

 

    汉水自武当县进入南阳郡后，到今均县汇入丹水，转而沿武当山东侧的平原地区向南偏东的方向经、阴、筑阳、山都到今谷城县茨河镇，在此遇到荆山山脉后折而向东，紧贴荆山余脉万山北侧经襄阳城北，绕岘山，汇入水（今白河），又遇大洪山的余脉，再折而向南，穿南襄隘道经、宜城等县汇入江水（长江）。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东西走向的汉水只有茨河至东津的这段汉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指的就是这里，荆山与大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南襄隘道的天然分界除汉水无他。南郡初设时并无襄阳县，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特设北津戍，西汉时才设襄阳县，目的就是为了卡住南襄隘道，其军事意义远大于政治和经济意义。 

 

    其实，此时的襄阳县是“无北”的，襄阳城紧临汉水，汉水北为樊城，属南阳郡邓县。其西界到何处，史料无记载，仅“襄阳有阿头山”一则记载见于《后汉书》，直到三国时期，史书均没有隆中的记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去求证“隆中属南阳郡邓县”皆无稽之谈。这个时期我们只能相信正史中“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的记载。这种状况直到东汉末年均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此，东吴重臣鲁肃曾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也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这些话，一方面说明了荆襄地势险要，另一方面“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北据汉沔”的描述也间接证明荆襄的北界的确是这一段东西向的汉水。 

 

    对此，“襄阳说”的学者大多不以为然，其中有位很著名的潘正贤先生就反复说：“这都是对两郡分界线大的总的走向讲的。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这种小的例外并不影响两郡大的总的边界走向。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线就是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并非“南阳说” 论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的汉水而言。他们硬要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不属南阳郡的邓县，而将隆中排除在南阳郡邓县之外，以达到他们把诸葛亮躬耕地拉向汉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阳郡郡治宛县的目的。” 

 

    首先，潘先生上述观点有多处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分界就是西起武当、东到随县这段数百里汉水而言”，谬也。武当至筑阳四县离南郡远着呢，均不与南郡相邻，而是与汉中郡的杨、武陵、房陵县相邻，与两郡分界无关。二，“两郡具体地方出现（跨江）互相交错的情况则是小的例外”，亦谬也。武当至随县数百里的汉水两岸，除茨河至东津这百余里外，其他各县都是跨江设置的，绝不是小的例外。从武当至山都段的汉水全在南阳郡境内，汉水西距汉中郡的交界处都有百里之遥。而自襄阳东津以下流经、宜城、县的汉水则全在南郡境内，东距南阳郡和江夏郡的交界处也在百里上下。这两段汉水根本不存在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问题，是两郡的内河而不是界河。三，“就是要把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南说成在汉水以西，把隆中说成在汉水以南属南郡的襄阳”亦大谬。看看《水经注》对这段汉水走向的描述吧：“又曲东南，过武当县东北，……又东南过县之西南，……又南过谷城东，……又南过阴县之西，……又南过筑阳县东，……又东过山都县东北，……又东过襄阳县北，……又从（襄阳）县东屈西南，……又东过中庐县东，……又南过县东北，……又南过宜城县东。”在郦道元的眼里，除山都至中庐使用的是“东过”外，其他两段汉水用了两个“东南”，五个“南过”，我们就不明白了，同样是辨别方位，潘先生和郦道元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所以，南阳郡和南郡的分界只有今茨河（或山都故城，在今襄阳县太平店镇）至东津这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别无他处。 

 

    南阳郡的北、东辖境由于不涉及本文议题，不议。从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襄阳说”所论及的武当、筑阳两县均在南阳郡的西界，这段汉水为南北走向（准确的说是西北北至东南南走向），而且西（南）岸均有宽阔的山前冲积平原，隔江与南阳盆地连成一片，向西翻越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巴山、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与以汉中盆地为中心设置的汉中郡相连，大巴山、武当山是两郡的界山，这段汉水则全部是在南阳郡内的内河。从北到南的武当、、阴、筑阳、山都5县均跨江而置，其县城均在江边，其中三县县治在汉水东（或东北），二县县治在汉水西（或西南），五县辖境均在南阳郡设郡之初已确定。试想，此五县的汉水西部如不划归向东一马平川的南阳郡管辖，而让汉中郡翻山越岭去辖武当山东这一小块山前平原，这可能吗？重申一下，武当、筑阳的西界是汉中郡，不是南郡！武当至山都的汉水走向是南北（或西北东南）！所以，拿这样的例子来否定“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的分界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水自襄阳东津触大洪山折而南下后，这段汉水基本走向是正南偏东一点儿。南郡境内的、宜城、县也是临江治县，跨江而设，三县东隔大洪山、绿林山主脊与南阳郡的蔡阳、春陵、随三县相邻，这段汉水同样也是南郡的内河。所以，从武当到县，南阳郡、南郡汉水两岸共有十县，其中八县辖区跨江而设，按“襄阳说”的观点，邓县和襄阳也是跨江而设，那上述十县就是百分之百的跨江而设，这样，古代众多史学家“汉水之北为南阳，汉水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岂不都是白日梦话？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相信当时正史记载的两郡以汉水为界仅指茨河至东津这东西向的百余里，仅指南襄隘道这一段，而是因为武当、筑阳在汉水西（或者就算汉水南），而推论邓县就一定可以跨汉水而辖隆中，岂不更是弱智？这就如同我们在争论红枣酸不酸的问题时，辩论对手却举例说，“葡萄是酸的，那红枣为什么不能是酸的”一样“八卦”了吧。 

 

 

    二、隆中属邓县的观点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无法成立。 

 

 

    为进一步完善隆中属江北邓县所辖，邓县属南阳郡，南阳郡就是南阳，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的“南阳”就是隆中这样一个大圈子，“襄阳说”精心为其绘制了一幅专为隆中圈进南阳郡的地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辈和开创者，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著名的史学家。我曾听过老先生的讲课，所以，谭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的案头必备工具书。但尊重归尊重，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权威怀疑的排斥。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已》自序中就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为开导后学。”所以，我在这里怀疑谭先生的观点，并非是对谭先生的不尊重，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去怀疑权威，才是对前辈最大的尊重，社会才能不断前进。 

 

    秦汉邓县县治在樊城东北二十余里，《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阳郡南部辖境时均是以汉水为界的，这与历史记载相同，无疑是正确的。但1982年第二版时，秦、西汉同前版，两郡仍以这段东西向的汉水为界，但到了东汉时期，却莫名其妙地将南阳郡的辖境向汉水南伸出了一块，也就是邓县的辖境向西越过樊城，在万山西过汉水，紧贴阿头山向南绕了一圈，向西又向北划回汉水。三国部分仍是这种划分，只是将紧贴襄阳的阿头山去掉，加上了隆中之名，并将西北的南阳郡山都县划入新设立的襄阳郡。这样，江北的邓县就像一个歪着身子的人，向西，要扛着由西北压过来的山都县，向南，则要伸出了一条长腿，够得着隆中，显得十分别扭。当然，笔者所说的别扭并非完全是视觉上的，在史料考证上同样十分别扭，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首先，谭先生这次改动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为西汉至东汉这段分界的变化作证。三国以前的史书均认定汉水为此段两郡天然分界，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两郡划界来看，谭先生显然也是同意这种划分的。至于东汉时期邓县是否有跨江而治的变化，因史书均无记载，谁也不能妄下结论。加上汉承秦制，西汉南阳郡统县三​​十六，东汉南阳郡统县三​​十七，西汉南郡统县十八，东汉南郡统县十七（见《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南阳郡邓县和南郡襄阳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的变化。所以，说今隆中这一小块地方在东汉时属汉水北的南阳郡在西晋以前的史料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东汉以后，《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此后的《晋书?地理志》则进一步明确表示，“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对这些问题和正史中的史料，谭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据的就是此后东晋习凿齿的隆中属南阳郡邓县的说法，这些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之际的正史中找到根据且与正史矛盾，故这样简单采取弃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后人在评价清代著名史学家赵异《二十二史记》的考异特点时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内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为“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人史局，其所弃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当然，我在这里并非说野史《汉晋春秋》一无可取，正史也不是必须全信。但在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时，不进行认真的分析，不举出详实的史料，就“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更何况习凿齿自己还有《襄阳记》有“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所以，不解决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驳正史之讹的史料就轻易地写入《中国历史地图集》，未免有些草率，这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襄阳县西与邓县交界处标注了阿头山的地名。在《后汉书》郡国四中载,“襄阳有阿头山”。这是关于襄阳最早的记载了，这一记载远远早于隆中山，所以说阿头山必定是襄阳的第一山或者说它是襄阳的代称和象征，它与襄阳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地理定位密不可分。阿头山究竟在何处？一说在万山西。清乾隆《襄阳府志》卷四山川部分载：“阿头山，县西九里。下有曲隈。传为郑交甫遇游女处。按：是山在万山西，而接壤曲隈，居两山之间。”该部分提到解佩渚时说，“解佩渚：在万山阿头山两山下之曲隈。相传为郑交甫遇神女解佩处。”另外，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也说“县西九里有万山，父老传云甫所见游女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曲隈与解佩渚为春秋时郑国大夫郑交甫出使楚国时在万山遇汉水二神女处，它是襄阳乃至华夏文化史上最早而又最具文化意义和浪漫色彩的人文景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据《襄樊日报》刊登的邵继云先生“实地察看万山以西地形，从万山西北汉水边（原汉水故道）向南延伸，与以西1000多米的千山（现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办公楼位置）向东缓延下降至现襄隆景观大道经过的平坦区域，正好形成一个南北走向的长达1000多米、宽约500米的U形地带，极具山水曲隈或'汉皋之曲'的地理特征。”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阿头山、曲隈、解佩渚均应该在万山西。如邓县和襄阳以万山为界的话，应是以山脊和柳子关为界，如此则万山西包括曲隈、解佩渚在内的诸多名胜就应属南阳郡邓县。但《襄阳耆旧传》对万山的记载可谓详尽，连有关万山的一些民间传说都毕载在卷，却只字未提到万山为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线之事，而是一股脑地将这些名胜统统收入襄阳县内，包括“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这样明确将隆中列入襄阳县的记载。由此看来，《襄阳耆旧传》是认定包括隆中在内的万山所有名胜均属襄阳县的，这些记载与《汉晋春秋》自相矛盾。另外一说则认为阿头山即万山，《后汉书?岑彭传》载：“彭乃潜兵度沔，击其将张扬于阿头山，大破之。”许多襄樊学者认为此役之阿头山即今之万山。 《襄樊地名与名胜丛书》一书中《阿头山地理位置》也认定，“阿头山是万山向东延伸的一小丘。至此，阿头山如果就是万山，则阿头山就是界山，属襄阳、邓县共有，与“襄阳有阿头山”矛盾。阿头山如以西边山谷为界，全属襄阳，则万山西南半山腰的隆中就属襄阳。阿头山如在万山西，则阿头山就不属襄阳，与“襄阳有阿头山”矛盾。所以，无论怎么理解，阿头山的存在均与“襄阳说”现在的所有观点矛盾。所以，阿头山的问题不解决，隆中属邓县的问题就不能成立。（另外，有后世史书记载阿头山是襄阳城南的虎头山，因虎头山太小，与襄阳第一名山的地位相距甚远，故多被人忽略。） 

 

    第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版三国部分加上了隆中地名，在标注邓县汉水南辖境切过阿头山（三国部分无阿头山地名）后，贴中庐县北侧向西，绕过隆中后又向北回到汉水。这一点上又存在许多不合理性。隆中的地名出现于晋以后，在三国时期标注“隆中”于史无据。另外，今襄樊地区西周时就分封有邓、谷、罗、随、唐、厉、卢戎等国。春秋战国时期，楚按上述诸国设置县、邑，见史载者有随县、邓县和、、卢等邑，这一地区汉水南岸包括今襄阳县南部和南漳县北部就是古庐戎的地盘，襄阳县汉水北岸东部为古邓国，西部为谷国。秦设县时沿袭了这些区域划分。今隆中地区当时应属在古庐戎国基础上设置的中庐县。那么，中庐故城在哪呢？ 《南漳县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开发工作实施方案》认为：古卢戎国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县东北部，即九集镇丁集与襄阳区交界处，亦说古县城就在旧县铺一带，古卢戎国（古代亦称“庐戎国”）原为春秋时代小国，后被楚国兼并，民国版《南漳县志》载，在“今襄阳府南漳县五十里中庐故城池”。另说在今隆中西北的泥咀镇一带，当代历史地理学家石泉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中说：“汉魏六朝的中庐县既不在今南漳县的东北，也不在今襄樊市之南或西南，而当在今襄樊市西30里泥咀镇西的翟家垭子附近。”但不论在何处，邓县汉水南的这条边界都几乎是贴着中庐故城的边缘通过的。这样看来，岂止“襄阳无西”?就连中庐也是“无北”或“无东”了。西汉以后这一地区除了东汉岑彭击张扬外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为什么到了东汉非要越过汉水在襄阳、中庐这个夹缝中划一块传统的古庐戎国的土地归汉水北传统的古邓国的南阳郡邓县呢？至今“襄阳说”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列举出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任何史料来说明这种变化的来源和依据。从行政管理上讲，归邓县远不如归襄阳或中庐方便，隆中北临古秦巴大道，向西过柳子关到襄阳二十里，向南到丁集、向北到泥咀镇的中庐故城都只有十几里的路程，比襄阳还近。而到邓城，则需要从隆中沿山谷向北10里，渡汉水东行到樊城，再东北行二十二里方能到达。况且这条线路当时是大路还是小道？是否有渡口？船多还是船少？均不得而知。但总归不如走秦巴大道转襄、樊渡口方便。从军事战略上讲，襄阳为镇守南襄通道的军事重镇，原为北津戍。 《汉晋春秋》在论述襄阳附近的汉水防御时引用兵书云：“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故司马懿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魏明帝亦言：“地有所必争矣”。曹操也说：“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也说：“荆州（襄阳）北据汉沔”。 《汉晋春秋》载袁淮言于曹爽曰：吴楚之民，不足与中国（中原）相抗。 “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州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不用多说了，在这样的军事重镇旁边划一块地区给江北南阳郡，使北津戍“襄阳无西”，不能对这枕边之地进行及时、有效、直接的管理，一旦有事，按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需上报南郡，南郡报荆州，荆州核实后通知南阳郡，南阳郡传令邓县，邓县再派人渡汉水与襄阳县协调执行，这合理吗？如何以“江汉为池”？怎么去”“北据汉沔”？当然，这种情形是我的猜测，东汉时期是否这么麻烦不得而知，但总归不是那么容易吧。最后，从经济利益来看，隆中无丰腴之土地，无盐铁之利益，无屯粮之国库，那么，为何非要改变周之传统的属地范围和秦设两郡之原则，将隆中这块弹丸之地划归汉水北的邓县呢？东晋的习凿齿和后世的“襄阳说”的学者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答案。 

 

    第四，隆中东距襄阳边界10里，西北距中庐故城15里，再西北过汉水距山都县故城（今襄阳县太平店镇）50里。隆中这一块地方的西界是何县也不得而知，按一般的推测应是中庐县。但是，按“襄阳说”的说法，襄阳距隆中20里就“无西”了，那中庐故城如在丁集，距隆中也就是20余里，那中庐县就是“无北”了，按石泉先生认定的中庐故城在泥咀镇西，才15里，那中庐县就是“无东”了。为了让隆中属南阳郡邓县，弄得一圈县城都“无西”、“无北”、“无东”，所以，将今隆中地区设定为汉水北邓县属地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无法解释的。另外，“襄阳说”学者丰晓流先生在《诸葛亮躬耕地属新议》一文中对诸葛亮躬耕地邓县说也进行了反驳。他说：《水经注》为何不提邓县与隆中之联系，却把邓县写入汉水支流水中：“邓，秦县。水右会浊水，流经邓县故城南。经查证，习说除隆中确实外，“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与历史实际不符。其一，在战国时，山都属谷国，《汉志》：于筑阳县下；《水经注》：于谷城县下，皆为古谷伯国（《沿革》）。邓为古邓国，位、樊两古国东北，其领地未达“谷城县下”，不可能跳过两古国，在谷城县下割一块为己属。其次，从县城变更情况看：《晋志》载：“晋初析置邓城、二县，与中庐、襄阳、山都并属南阳郡。以邓县属义阳郡。 ”连郡治都不在一起，何谈隆中邓属？惠帝时（西元290-306年），山都改属新野郡，后还属襄阳郡，县境无变化。（《沿革》）此情况在习一生中无变化。此后相当长时期，虽朝代在变，县的归属地也在变，但看不出邓县在变化中曾治有山都县之隆中。……《汉晋春秋》中的邓县说，被引用的不少，但少有实际意义。……倒是山都县“东北与邓相接”，襄阳县“东北割邓”，都是以沔水为界定的，较符合当时实际。据此，邓县说难以成立。在这里，对朱先生的隆中不属​​邓县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些道理，但对隆中属山都说的结论却不赞同，其一，隆中属山都更无任何史料依据；其二，山都如辖隆中，则汉水南岸四之有三都属南阳郡了，“水之南为南郡，水之北为南阳郡”岂不成了一句废话？当然，这是另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不议。我在这里只是说，连“襄阳说”的学者都对隆中属邓县的说法提出了怀疑，有不同看法，可见，《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巨著，在面对自己前后不一，社会存在广泛质疑，史料来源单一且与正史矛盾的前提下，作出这样的改动是草率的。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单一证据不能成立，尤其是在证据矛盾的前提下，没有大量的旁证去交叉厘清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在史籍中，隆中能被称为“南阳”吗？南阳是诸葛亮的“郡望”吗？ 

 

 

    “襄阳说”极力将隆中列入汉水北岸的南阳郡邓县，其目的还是为了与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划上等号。且看“襄阳说”学者潘正贤先生研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所得出的的四个“意涵”吧：“1、（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2、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3、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4、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第一个意涵，早已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其他三个意涵，是我在苦心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其他大量史料和学习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的整体提出，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问题在诸葛亮这条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里就已经解决。如果把这条史料和构成锁链的其他大量信史史料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体系的话，那它就是掌握在“襄阳说”手中用以彻底否定“南阳说”，破解'南阳说'为'襄阳说'设置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的最强大、最有力、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 '”他论述南阳郡、南郡分界时还说：“南阳说”者说南阳郡与南郡在山都至襄阳一段是以汉水为分界线，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隆中又在汉水以南，那诸葛亮就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而不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但是，诸葛亮为什么却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 

 

    面对潘先生这样先入为主的、想当然的、近乎于梦呓、意淫式的、令人瞠目的结论，我辈只能“结舌”了，真不知说什么好，网路上常用的一个字就是“晕”。潘先生的精神，我们十分佩服，但其治学方法和学术态度却不敢恭维。前文讲过，西晋之前，没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南郡之襄阳县不辖隆中，也没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南阳郡之邓县辖隆中。东晋时，也就是诸葛亮走出草庐110年以后，突然出现了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对这个与正史和其他史料相矛盾的说法，习凿齿及此后主张“隆中说”的先生们没有一个能举出有力证据进行交叉和补充说明，故“南阳说”质疑其真实性是必然的。而潘先生的的研究方法就是先将这则有争议的史料作为“没有别的解释”的“隆中就是南阳”、“诸葛亮躬耕南阳就是躬耕隆中”的结论，而后在论述过程中不管史料是否矛盾、论据是否成立，最后一定会形成“最强大、最有力、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得出“南阳就是隆中”这样最绝对的结论来，并以对方怀疑的“证据”向对方怀疑的观点讨伐问罪，这算哪门子学术规矩？ 

 

    其实，“襄阳说”学者中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潘先生一个，教科书事件中，一些精英们对“躬耕南阳”的注释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如：“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 “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很显然，这些注释的本意就是告诉学生，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就是隆中。现在，第一条注释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笑柄，但修改后的第二条注释，同样令人不知所云。试问，就算隆中属于南阳郡，隆中就是“南阳”了吗？别说隆中这样的小地方，就是南阳郡所属的几十个县，除了宛城，哪一个历史上被称为过“南阳”？这就如同我们在争论刘禅不同于刘备时，有人在刘备后注释：“刘备，蜀汉皇帝。三国时刘禅是刘备的儿子”一样可笑。试问，是刘备的儿子就是刘备了吗？显然不是！那么，就算隆中属于南阳郡就是南阳了吗？显然也不是！ 

 

    对此，“襄阳说”的学者为使隆中与南阳划上等号，多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郡望”习俗来解释这一论点。除了潘先生研究“躬耕南阳”所得出的第一个“意涵”外，“襄阳说”的学者刘逸明先生也说：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是郡名，其涵盖的范围远不止今天的河南南阳地区，就连湖北襄樊地区也都属于南阳。现在的南阳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县，名为宛县。在当时，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在介绍自己的出生地时，往往喜欢习惯性地使用郡名，诸葛亮自然也不例外。诸葛亮在向后主刘禅所写的《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表述并无差错，只是，现在很多人不懂装懂，非要认为那个南阳就等于今天这个南阳。 

 

    “郡望”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郡中望族的意思。即“某郡显贵世族为标明家族身份而用的称号，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如陇西李氏、彭城刘氏、南阳邓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博陵崔氏、颍川陈氏、河东裴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东海王氏等。在这里，郡望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世居某郡，其二是显赫家族。举南阳邓姓为例，南阳邓姓始祖邓况西汉由楚地迁至新野县，世代务农，人丁兴旺，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族。东汉初年，族人邓​​晨、邓禹因助刘秀复兴汉室有功，一跃成为南阳显贵。邓晨被封西华侯，邓禹则名列云台二十八宿之首，其后代子孙众多，繁衍兴旺，史称“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胜数”。 

 

    由此可见，诸葛亮“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根本不是其郡望，而是其躬耕时的居住地。诸葛亮家族世居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章氏病逝，诸葛亮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牧刘表，后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其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三顾茅庐之后，随刘备征战，晚年居西蜀。这里，诸葛亮不仅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南阳不是望族，而且诸葛姓在祖地琅琊郡也不是望族。另外，诸葛亮一生在阳都、襄阳、南阳、西蜀均住过很长时间，在哪都谈不上世居，怎么到了“襄阳说”学者的嘴里，偏偏“南阳”就成了诸葛亮的“郡望”了？ 

 

    再者，汉晋时期人们介绍其籍贯和出生地时，绝大多数是详细到县甚至县以下的地名的。先看《后汉书》第一页：“世祖光武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再看《三国志》第一页：“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续看《晋书》第一页：“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而再后的《宋书》第一页：“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兴，小名寄奴，彭城县绥兴里人。”不用多看了，魏晋南北朝的史书都是这么记的。不仅记到县，有的还详细到县城的里弄。哪有“习惯性地使用郡名”之举呢？ 

 

    当然，我们不否认史书中也有以籍贯和人名联在一起称呼的，如“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但这都是籍贯和人名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体的时候才会这么称呼，籍贯在这里成了他们名字的一部分，如同我们后世叫袁世凯为“袁项城”、黎元洪为“黎黄陂”一样。这种称呼和居住地无关，和诸葛亮的“躬耕南阳”根本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讲，就算诸葛亮身在隆中却说“躬耕南阳”是“郡望”习俗所致，是“习惯性地使用郡名”，那么，这种习俗一定是一种常态的，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那么，和诸葛亮相对应的襄阳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有谁“习惯性”地说过他们住在“南郡”？有谁用“南郡”代替了他们居住的“襄阳”、“岘山”、“白沙洲”、“水镜庄”、“檀溪”、“沔南”这些具体的地名呢？别说隆中了，樊城与襄阳隔江对峙，东汉时樊城又的确属南阳郡邓县，但有那本史书里将樊城称为过“南阳”？如果都没有，那么，究竟是谁“不懂装懂”？非要认为那个“南阳”就等于今天这个隆中？ 

 

 

    结论： 

 

 

    综上所述，隆中属南阳郡邓县之说在现实的解读中的确有很多的不合理性；武当至随县数百里的汉水，除茨河至东津这百余里是南阳郡、南郡的界河外，武当至山都诸县均西与汉中郡交界，这段汉水是南阳郡的内河，襄阳（东津）至县段汉水则是南郡的内河，这两段汉水均与南阳郡、南郡交界问题无关；习凿齿的隆中属邓县说只是一个“孤证”，没有任何史料能支援这一说法，与正史的矛盾无法解释；“襄阳说”所列举的“郡望说”、“武当、筑阳沔南说”与此论证南辕北辙。另外，就现有的史料来看，隆中不论是否属于南阳郡都不可能被史学家或诸葛亮称为“南阳”。我们真不明白，如果此说成立，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诸葛亮为何不提“南阳邓县”、“邓县隆中”或“襄阳城西二十里”？而非要提“躬耕于南阳”？假设诸葛亮当时在南阳郡某个小角落里屯兵，却飞马快报刘备，“速来南阳会合”，如此，不仅后世会一头雾水，就是刘备当时能找得到吗？面对“南阳”的解读，有位名为东湖更东网友讲得很有意思，特录于后： 

 

    “襄阳说”者有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一说到卧龙岗，他们就说那是宛，不是南阳；可一说到隆中，就说那不是襄阳，是南阳。宛自古就是南阳的首府，也是南阳的简称，宛曾是南阳的郡治、府治的所在地。卧龙岗就在宛城西边七里，可是不能算是南阳；隆中隔汉水离南阳二百六十里，却能算是南阳。隆中离襄阳二十里也不能算是襄阳。这种“襄阳说”的道理能说得通吗？合乎逻辑吗？宛就不是南阳吗？隆中就是南阳吗？南阳就是指隆中吗？奇了怪啦！荒唐可笑！ 

 

    所以，面对这些质疑，《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确应该认真对待，广泛征求各种不同的意见，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以免留下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