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襄阳的强势相比，南阳则尽显弱势与被动。现实中的南阳，不但在每一次争论中总是疲于应付，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忽视文化遗迹方面的开发与保护，很多原有的优势已逐步弱化乃至丧失殆尽，几乎失去了翻转的可能。

但是，到底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其实，这种合作共赢并非主张完全摈弃学术分歧，而是在秉持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学术之争应当与政府行为理性分开。致力于寻求合作共赢，这应当是政府的最终目标；而执着地探究历史真相，那是学术界的一贯宗旨。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既互不侵犯，又相得益彰，这才是一种理想境界。
  
一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恰如八月逼人的暑气，在南襄两地持续升温。这场争论源于东潮网“诸葛亮躬耕地探寻”专题的推出。而稍作留意人们不难发现，仅最近几年，从天涯、百度，到大河、荆楚，再到今天的东潮网，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其实已数度趋热。那么，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论辩？一个悬疑千年的诸葛躬耕之谜，为何总能牵动今人敏感的神经？透过扑朔迷离、复杂微妙的双方博弈，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场也许要永无休止的论争呢？

一、政府走上前台的学术争论

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大背景下，争夺名人故地已成为当今一道特殊的风景。从中华始祖皇帝到思想之尊老子，从文人李白到武将赵云，各地名人争夺战此起彼伏经久不衰。而综观这些数量众多的名人故地之争，发端于南阳、襄阳之间的“诸葛亮躬耕地”争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民众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可谓无出其右者。千年未解的诸葛躬耕之谜，恰如其充满玄机的八阵图，在两地之间越争越复杂，民众则越看越困惑。

回顾历史，几乎从诸葛亮谢世后不久的东晋起，南阳、襄阳之间即开始了其躬耕地之争。在上千年的争论中，舆论时左时右，双方各有千秋。不过总体讲，争论一般仅限于学术范围内，有时会引来民众的参与，夹杂入个人的情感，甚至在社会上形成双方较为激烈的对立情绪。这时，政府也许会出面调停，但却不会介入学术之争。比如，清道光年间就曾发生一件妇孺皆知的趣事，当时，祖籍湖北的顾嘉蘅到南阳就任知府时，南阳人同襄阳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正趋白热化，甚至到了要打官司的地步，顾嘉蘅既不想得罪襄阳老乡，也不愿触怒南阳属下，情急之下，遂写了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并将其置于南阳武侯祠内，照顾了双方情绪，暂时平息了争端。

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数次争论，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在争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使得争论的学术氛围渐失，利益驱动明显。从“邮票门”、“教科书门”，到“广告门”、“电视剧门”，几乎每一次争论的至始至终，地方政府都不再是甘居幕后，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赤膊上阵，冲锋在前，不达目的不罢休。

就像没人会简单否定名人故地之争的必要性一样，政府主动参与竞争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可以加大研究力度，吸引更多的关注，促进得出相关结论，从而使人们的认识更加逼近历史真相。但让人忧虑的是，现实中的政府介入往往不是以探究历史真相为目标，而仅仅是想借助文化大旗谋求经济发展，其间暗藏着赤裸裸的利益冲动。这种指导思想的偏差，必然导致学术争论偏离正轨，甚至失去其探究真相的基本宗旨，出现学术研究为经济利益“背书”的情况，无形中文化研究沦为了经济发展的附属品。

近年来的南襄之争已明显出现了这一偏差。以当初的“邮票门”事件为例，争论形式从民间口水、学术文章到政府文件逐步升级，最终南襄两地的文物、宣传、邮电等政府部门均卷入了论争。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邮票发行计划，襄阳市由相关部门成立的工作组五上北京，南阳的同志也三进邮电部，而且双方均携带着地方政府的相关《报告》或《请示》，对邮票发行部门施压。以至邮电部的领导后来明确表示：发行一套邮票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受牵制，是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常”在此后的历次争论中几乎已成为“常态”。两地争论中襄阳选择了走“上层路线”，并且已不仅仅依赖于学术路径，甚至将学术置于一边，只做不说。比如，致力于襄樊市的更名，以及在高校设立“孔明学院”等，在舆论高层造势；当地教育局长、甚至市长亲自跑人教社，取得教科书优势；在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做广告，更是占据宣传优势，产生了先声夺人的社会效果等。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争论已游离于学术之外，体现了浓重的政府色彩，从而使争论参杂入过多的利益诉求，偏离了正确的指向。这不仅是学术领域的不和谐音符，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由此违背了学术本意，甚至得出逆于史实的结论，则不但是政府之失，更是学术之悲。

二、强势的襄阳与弱势的南阳

通过这些“学术之外”的工作，襄阳处处锋芒毕露，逐步占据了优势，在躬耕地之争中获取了更加主动的位置。有南阳网友如此总结近年来的南襄躬耕地之争：襄阳方面始终高度重视，次次主动出击，基本实现了“完胜”；南阳方面则一直盲目忽视，处处被动应战，最终遭遇了“完败”。这样说虽显偏颇，却不失形象生动。

与南阳相比，在争夺与打造“诸葛亮躬耕地”这个文化品牌上，襄阳的强势之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领导重视，在“修改教科书事件”中，襄阳市长亲赴北京做工作，并由此感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在新版教科书中，顺利实现了有利于襄阳的相关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二是政府运作，比如在“邮票发行地事件”中，为了争得学术高层的支持，营造对自身有利的舆论氛围，襄阳方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北，一口气开了四个全国学术会议，倘若没有政府在背后的强力运作，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三是整体规划，不仅将隆中景区的发展，作为旅游规划的主打，甚至将其纳入襄樊市的十一五整体规划；四是长期坚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襄樊市就制定出了隆中景区宏大的发展规划，历经多届领导而毫无变化，始终一以贯之长期坚持，在当今这个浮躁多变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更新：2023-08-09 21:36:44